摘要：2020年11月25日-27日，“财经年会2021：预测与战略”在京开幕。今年再度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展望明年全球经济、科技等新趋势，寻求变局时代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周小川谈碳中和：要为众多的参与者提供可测算、可做计划的参数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通过视频的方式，作了主题演讲。

在周小川看来，中国要如期实现碳中和，任务很艰巨，面临很多挑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就需要做好规划，建好机制，在这方面培养好人才。根据我国的现状和未来的目标，我们需要做哪些方面的研究，做好预案、做好落实，周小川分享了自己看法。

“为了完成这样一项伟大的经济任务，国民经济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行业和机构、企业都需要参与进来，一开始我们肯定是先抓大头。所谓抓大头就是抓能源行业，特别是发电，必须大幅度提高电力能源的比重，同时在发电中要全面摆脱化石能源。”周小川认为，此外也必然关心交通，交通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头，未来汽车怎么样，飞机怎么样，航运船只怎么样。

周小川表示，在此基础上要真正实现2060年碳中和，恐怕还会涉及到众多的中等排放量的行业和机构，比如建筑材料，如果钢筋水泥用得多，生产中的能耗就会比较大。再比如建筑物的保温问题。因此，对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的测算，要测算就必然要用到参数，要有机构出具参数，让所有涉及到碳排放的机构能够做到可测算、可计划，才能更好地实现目标。

“此外，对于碳捕获和碳沉降，中国也叫碳惠，也是需要有权威的机构，给出相关的参数。因为减排或者吸收的量是可以直接在市场上出售并且获得收入的，当然这类权威机构也不见得就是政府机构，有些专业性的咨询和评估机构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周小川说。

周小川指出，现在还有很多的机构和行业目前并不清楚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参数和度量方法来进行计算，多数的参数并不是在空气中实测二氧化碳来度量的，而是从生产方式、工业方式来计量的。只有有了这些参数才有配额的数量和配额的增量，这样碳交易才能产生合理、稳定可预期的价格。

中科院院士白春礼：要准确把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点任务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中科院院士白春礼做了主旨演讲。

白春礼表示，要向着战略科技力量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努力方向前进。未来，中科院将按照有关要求，准确把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的重点任务，更好支撑科技实现自立自强。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总体布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市场主体的统筹协同和融通创新，协同部署产业链和创新链，畅通创新价值链的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高创新链的整体效能。

二是要组织实施好重大科技任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针对当前的“卡脖子”问题，通过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约。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等前沿重点领域，着眼长远系统谋划重大项目布局，为解决事关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问题提供战略性技术储备。

三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当前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深层次原因往往是基础研究的“卡脑子”问题，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要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强化学科深度交叉融合，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从科学原理、问题、方法上集中进行攻关，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四是要加强高水平创新主体建设。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深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强化国家科研机构的体系化能力和集群化优势；加快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提升服务国家需求和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五是要优化战略科技力量的空间布局。加快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重大原始创新策源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引领带动其他区域加快走上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诺奖得主George A.AKERLOF：自由的市场会提供一些“错误”的选择

在年会对话环节，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eorge A.AKERLOF，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展开了讨论。

对话中，George A． AKERLOF分享了自己与罗伯特·席勒共同写的一本书，书名叫《钓愚》，这个愚不是吃鱼的鱼，是愚蠢的愚。George A． AKERLOF提到自己与一位心理学家丹尼·哈弗曼（音）的交流时谈到的一个观点：市场不能够提供人真正想要的东西，但是只有人类对经济做出正确选择的时候才能得到真正想要的东西，市场同时也会提供一些错误的选择。市场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有利润的存在，所以市场会提供一些错误的选择。

“我再重申一下，实际上这一原则意味着如果市场中存在某种弱点，只要有利润存在，这个弱点就会被利用。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正在试图寻找商机想要投资并且追求利润，有些人就会关注到人类的弱点，并且看一下这个是否会带来高额的利润。在这种均衡当中，每次超过平均水平的获利机会都会被充分利用，这种机会也包括人类做出的一些错误的选择。”George A． AKERLOF说。

George A． AKERLOF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做一个思维的实验，假设我们开设了人和猴类的贸易，我们会给卷尾猴很多金钱，让它们成为人类经营的企业的客户，而且是有监管保护的。大家很容易想到，这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体系。因为市场是逐利的，我们会供应猴子想要购买的任何商品，我们也期待人会出现经济上的均衡也就是会用混合型的一些口味来吸引卷尾猴。但是从卷尾猴的角度来说，它们的实际选择和它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从这几位科学家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他们特别喜欢甜水果，里面还加棉花糖。而且这些卷尾猴抵抗这种美食诱惑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它们只吃这种食物，他们会不健康，会焦虑，会营养不良，会筋疲力尽，而且会经常生病。“George A． AKERLOF表示。

George A． AKERLOF说，通过这些猴子的例子，大家可以想像这样的一种画面：当我们去购物或者做出一些经济决策的时候，就好象是人的肩膀上坐着一只猴子一样。“肩膀上的猴子实际上就是人性的弱点，而且多年来这些营销人员一直会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意味着这些弱点的存在，人们的很多选择跟我们真正想要的或者说对我们最有利的这种选择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知道大家的肩上坐着一只猴子，在市场缺乏限制的情况下，我们达到的经济均衡实际上是由人类的弱点（也就是肩膀上的猴子）决定的。”George A． AKERLOF说。

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双循环转型中要高度重视非国有企业的作用

在“全球经济挑战与产业链重构”的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在李扬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外依存度也不能太高。而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李扬也提出了几个要点：

1、它应当是一个深化改革的进程，是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是一个要依赖市场化手段里展开的进程。“绝不能又变成新的产业政策，政府说要干什么干什么。地方政府广泛存在着发债的资金不能使用的问题，它的项目库已经枯竭，必须靠企业来解决。“李扬表示。

2、要循环畅通。“现在又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这几个环节都存在着需要疏通的堵点。在这个转型过程中需要发挥企业的作用，要高度重视非国有企业的作用，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对小微企业，对于地摊经济，也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李扬说。

3、降低成本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降低）体制成本。“双循环战略提出之后，我们已经很痛苦地发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它自己的双循环，省里面也要自循环，县里面也要自循环，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目的。在这个过程重要加强产权保护，因为发展格局的转变其实意味着资源配置格局的转变，而现在资源配置最主要是在生产要素层面上。”李扬表示。

4、金融。在李扬看来，金融是载体，“两头在外”到双循环为主，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格局的调整，而这个调整的载体是金融，所以金融的深化要作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有两个要点：一，要为整个配置提供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三率”，利率、汇率、国债收益率曲线。如果市场调整的参数不准确、不灵敏，谈何有效配置？这个问题要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5、机构和市场需要调整。“我们需要有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的体系，特别重点发展保险、养老基金和各种飞银行机构。我们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我们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我们尤其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李扬说。

6、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肯定是其中应有之一。我们面对非常大的调整，好在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非常有效的应对战略，我们希望这个战略一定能够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李扬说。

白重恩：未来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动力来自于国内消费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就“十四五”中国宏观经济展望主题发表演讲。

白重恩表示，中国的消费，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基本上都在60%左右。国内的投资贡献大概是40%左右。外贸的顺差有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增长贡献很大，但是最近这些年基本上就在0%上下徘徊。这告诉我们未来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增长的重要动力是来自于国内的消费，其中特别是居民的消费。

白重恩表示，2009—2016年之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在经济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一段时间基础设施投资快速的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比如建筑业的就业，2007年大概是3500万，2009年增加到5000万，短短的几年大幅增加。当基础设施投资创造了这么多的对低技能或者是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劳动者的就业的需求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他们的收入增长比较快，住户调查的数据，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发现在2009年之前受教育程度越低的劳动者，他的工资增长的速度越慢。在那一段时间，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因为越高收入的人收入增长越快，越低收入的人收入增长越慢。但是中国2009—2016年之间很奇迹地发生了收入低的劳动者工资增长得比较快。什么原因呢？就是大量投资是为这些劳动者增加了就业的需求，所以他们的收入就增长了。这是中国那一段时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增加，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基尼系数下降，这四个事情同时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不继续做呢？如果这个对收入分配有好处，对居民消费有好处，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做呢？就是因为难以维系了。”白重恩说道。

因为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把该投的很多都投了，但还有一些该投的，但是再找到社会效益比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变得越来越难了，而且这些投资是用什么样的资金去支撑的呢？大部分是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的债来支撑的。这一段时间尽管有这么多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同时也有问题发生，就是投资的效率、投资的回报率在不断地下降，债务的积累在不断上升。所以那条路不能一直走下去，要想新的路，怎么样再找到新的对低教育者的就业的需求。

来源 |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