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银行网站登出了易纲行长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的发言及答记者问。 G30是“国际经济和货币事务”咨询组织，它的“国际银行研讨会”，每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秋季会议同时召开。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包括超过50%的全球央行行长、金融行业私人部门的主席和CEO、以及一些学界代表，大佬们在会上共商全球重要的金融和系统性问题。 这个会议因此也成为央行对外发声的机会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系统阐释了我国央行对于经济增长和贸易等问题的官方观点。绿法（国际）联盟秘书处对其发言进行整理，易纲行长的问答亮点很多，值得细读，全文刊载如下。

我今天的发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经济，二是贸易摩擦。

关于中国经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稳定，预计今年能够实现6.5%的目标，也可能略高。价格水平处于良性区间，目前CPI为2%，PPI为4%，预计全年CPI略高于2%，PPI在3-4%之间。企业利润增加，税收和工资收入也处于不错的水平。国内消费成为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国际收支来看，对外盈余在持续缩小。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盈余，在2007年达到峰值，占GDP的10%，此后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经常账户出现赤字，全年可能小幅盈余，预计不足GDP的1%。以上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消费和服务业成为主要驱动因素，对外盈余不断缩小。

货币政策方面，当前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既未放松，也未收紧。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可以运用。今年，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有所下降，从年初的4%左右降至目前的3.6%，同时7天逆回购利率也有所下降。今年人民银行已经4次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有人担心我们是否在放松银根。我的回答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如果你看广义货币Ｍ2，其目前增速在百分之八点几的水平，广义货币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约为10%，也处于合理水平。综合上述因素，可以得出中国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结论。

关于贸易摩擦。我认为贸易摩擦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巨大。过去几天IMF发布了相关模型，预测了贸易摩擦对主要经济体和全球的负面影响。我同意IMF的结论，人民银行的模型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认为贸易摩擦将造成很多问题，导致负面预期和不确定性，使市场产生紧张情绪，这是市场不喜欢的。

关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较大，约占45%。民营企业出口占比也很高，几乎达到45%。国企出口的占比仅为10%。上述结构也可以推断出贸易摩擦和征收关税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还需关注其他因素。一是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盈余。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很快，年均增速达20%，目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盈余高达400亿美元左右。中国对美国还存在教育逆差，很多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向美国支付高额学费和生活费，这笔流入美国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

第二个没有被包括在中美贸易统计中的因素是美国企业在华的销售额。这些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销售的数额也相当大。据统计，美资企业2015年在华销售额约为2200亿美元，包括了货物和服务。想象一下通用电气公司（GE）、通用汽车公司（GM）和苹果公司（Apple），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部分数据如此巨大。

三是人们一直在讨论中国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去年中国向全球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大概为29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个比例付给了美国。

下一步，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谢谢！

（“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企是部级以上官员第一次提。什么是竞争中性？根据OECD定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公平的基础上竞争，国有企业不因国有产权而有竞争优势或者劣势。）

提问1：您谈到应对贸易摩擦风险中，未来有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您认为在什么情况下，降息的条件才算成熟？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存款准备金率的下调。中国怎么才能避免资金流入房地产等我们不希望流入的领域？

易纲:我们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还有相当的空间，包括利率、准备金率以及货币条件等。考虑到美联储正在加息，中国的利率水平是合适的。我们的上述工具足以应对不确定性。

提问2:您称中国希望能就贸易摩擦达成协议或找到解决方案。您对此有多大的信心？

易纲：我们非常真诚地希望能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要胜过贸易战，贸易战将导致双输。前面我已经谈到了贸易战对主要贸易伙伴、全世界供应链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天里，我与十几个国家的代表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都认为贸易战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贸易摩擦的巨大负面效应。各方应该共同合作，一起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提问3：我来自星展银行。我的问题是提给易纲行长的，是对前面问题的进一步提问。过去几年，中国切实推进去杠杆，这点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放缓上体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金融体系中又产生了新的流动性。您怎样确保新增流动性是用于生产目的，而不是去杠杆进程的倒退？

易纲：对于去杠杆的问题，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数据，你会发现去年和今年中国整体杠杆率已经平稳，不再快速上升。这是我们取得的一项成绩。近期，我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推出其它工具，基本目的是向金融体系提供足够的流动性。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其它指标适度增长。因此，简单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向金融体系注入的流动性是适当的，杠杆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稳定的杠杆率。

提问4：（提问者为G30成员，前墨西哥总统Ernesto Zedillo）易纲行长，您提到，您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但我认为中国还应借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做法，就是不怕谈不拢。在美墨加谈判的11个月里，墨西哥和加拿大明确表示，如果三方最终达成的协议只是美国想要的，那么他们宁愿不要NAFTA。最终，墨西哥和加拿大在每个重要问题上基本都取得了成功。我认为无法达成协议的确不如谈成协议好，但也不是灾难。考虑到中美经济关系，在中美贸易谈判方面，中国谈判的筹码是美国私营部门的切实利益。因此，我希望中国在谈判中可以更大胆一些。

（谁是Ernesto Zedillo？ 墨西哥经济学家，1994-2000年就任墨西哥总统，此后是全球化倡导者，目前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墨西哥外长Luis Videgaray周六与我国外交部长通电话称：新的“贸易协议”不会阻碍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经济关系。）

易纲：对于谈判策略，我认为我们将遵循我们的原则。我们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体系是成功的。全球化、比较优势、自由贸易都是有效的。我们将继续遵循这一原则。我们同时也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然而，即便我们做好了这一准备，我们仍真诚地希望找到一种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为我们考虑，而且是为我们的邻国、供应链及全球利益考虑。

提问5：我是花旗集团的David Lubin。我的问题也是提给易纲行长的，关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您认为中国的经常账户有多大可能是出现结构性赤字？对此，您怎么看待，您会对这种变化因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持欢迎态度，还是会担忧其会形成对外部融资的依赖，进而影响中国的政策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