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如何较早实现崛起与跨越的案例，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考察这些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以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为例，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作者强调，“中等收入陷阱”也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的一道坎。结合当前我国经济转型遇到的问题和面对新常态的复杂情况，本书具体分析了“悲观派”“乐观派”和“谨慎派”的不同观点，论述了我国应怎样借鉴成功国家的经验，吸取失败国家的教训，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特别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从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守正出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走出一条从追赶到超过的“跨越”之路。

推荐理由

1. 热点话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关乎国家发展命运的超级真问题，一直是各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2015年以来，中央的重要会议多次提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习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2. 内容创新。本书在阐述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如何较早实现崛起与跨越的案例，从历史角度分析经济社会发展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考察这些国家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以拉美地区和“亚洲四小虎”为例，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挑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

作者简介

贾康，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苏京春，经济学博士，现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成员。著有《避陷阱、求坦途：中等收入阶段的福利赶超与经济赶超》，合著有《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新供给经济学》、《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之路》、《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等，参与译校《联邦制全球对话（第4卷）：践行财政“联邦制”》并参编多部学术论著。曾参加多项国内外课题研究，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多篇论文曾被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税务》（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经济要参》《改革内参》等收录转载。2012年荣获“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一等奖；2013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2年度财政工作优秀论文一等奖；2014年荣获“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二等奖。

前言/序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梦”必须面对的顶级真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放在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呈现出一道形象的“坎儿”，“跨过去”和“跨不过去”意义截然不同。迄今为止，相关讨论已有许多，并在中国近期的众说纷纭、思想碰撞中成为一大热点，引发轩然大波。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决非一个有的论者所称并不存在的“伪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有关“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的讨论一度异常激烈，且持续不断。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颇有影响学者所说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更可以是有网上激烈观点直接表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和认识上的“概念陷阱”。

另有“乐观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从数据分析对比上认定中国将较快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预计中国会在2022—2024年成为高收入社会。当然还有“谨慎派”，认为向前看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必须经历这一严峻的考验，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绝不认同“否定派”的观点。根据对多样本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实证情况和相关问题的追踪，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可归纳、需注重的统计现象，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这一概念如何细化、变化、精确化，当然应该讨论，但直接予以否定决非科学态度。而且，应进一步强调：立足于当下，放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顶级真问题。

我们亦不太赞成“乐观派”的表述。直观的数据对比工作显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以未来七年中国以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速即可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指标为依据，引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围，却会模糊乃至掩盖了这一历史考验的综合性、严峻性。

我们的基本观点更倾向于“谨慎派”，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的“中国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视它、最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党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变得更复杂、更严重，正是看清了大样本中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而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辄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

精彩书摘

本书认为，可以将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代表分成两类：一类是通过引领产业革命而主要靠技术硬实力和制度软环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英国和美国，另一类则是通过后发“追赶—赶超”综合升级而度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制度环境支撑下无论通过技术研发还是技术扩散或模仿，最终都达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领先水平，这一方面使本国经济腾飞，另一方面也不断从供给侧改变着国人的生活方式。同时，我们需特别注意的一种现实情况，是经历“追赶—赶超”而成功的案例中罕有大国。这些又引发了我们对制度和技术两大成功支撑基点的相互关系的思考。通过考察和描述经济增长实践模型的演变，我们能够看出经济增长研究中对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的应有重视，实际上两者关系的“黑箱”远未充分打开。“制度”作为一项人们在不断尝试却尚未成功地作出全方位描述的因素，其与技术并非简单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而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就成功者的经验看，在经济的后发追赶阶段，技术受到外溢性影响而水平不断提升，倒逼制度生成和发展，而在赶超实现的阶段上，往往是制度红利得到更大发挥并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从而刺激技术自主研发进而实现引领。

本书研究表明，“中等收入陷阱”还可细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两个阶段，中国已经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但结合全球格局，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正面临“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考验。这一点，从城镇化水平线索下的研究也能够得到印证。除了全球和总量视角以外，中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十分关键的时代元素与基本国情，致使“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更加无可回避和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正在践行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际上可清晰勾画出“和平发展”中的“追赶—赶超”路线。时至今日，经济增长已然步入“新常态”，上下行因素对冲中要追求中国经济“升级版”增长平台的打造，置身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的大背景下。产业革命加速更迭，为中国经济带来“紧迫压力”，技术战略储备亟待未雨绸缪；中国经济已然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钳制下坐上了炙热的“第二把交椅”，增长中面临着“胡焕庸线”格局下的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制约，世界最大基数的人口规模与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使“矛盾凸显”与制约仍在不断加剧；悠久历史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代文化形成对冲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软实力”不足的负面影响；制度变革正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状态；发展中难逃民粹主义思潮等的惯性轨迹，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而力求作出跨越的问题，更加严峻和形成更强烈的紧迫感。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性历史时期。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真问题、大问题，应当秉承从追赶到赶超的战略发展大计，寻求在超常规发展中突破“天花板”的路径与方略。全球格局下中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而是必须顶住经济发展先行者对后来者的压力，力求通过经济追赶真正达到赶超。在追赶过程中，中国基本已经逐步走过技术模仿的阶段，赶超阶段制度红利的发挥及其对技术创新激发作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而中国的制度变革必须完成攻坚克难取得决定性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制度供给是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最可选择的“关键一招”和“后来居上”的龙头支撑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制度”，需要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来加强其有效供给，达到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的良性结合。制度与行为联通机制的优化再造，经济发展中整个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决定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潜力、活力释放。在优化制度供给的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在和平发展、全球“命运共同体”式寻求共赢、摒弃“你输我赢”旧思维的哲理与合作竞争框架下，通过攻坚克难制度变革的成功，来保障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潜力释放、实体经济“升级版”的实现，从而真正以“追赶—赶超”进程，跨越横亘于前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