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业与增长理论全球权威学者

数十年磨一剑，中英文同步出版

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

在本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这种兴盛的源泉是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是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他认为没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本兼具现实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大繁荣》对任何关心经济增长源泉和社会发展未来的读者都是必读之选。

作者简介

埃德蒙德•费尔普斯，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费尔普斯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广泛的了解。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费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全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费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中国经济也必须应对失业率、通货膨胀和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费尔普斯认为，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他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目录

推荐序一
推荐序二
推荐序三
中文版序
前言
概论 现代经济的诞生?

第一部分 活力与体验

第一章 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之源
创新、活力与增长
历史上出现的现代经济体的内部运动
社会制度

第二章 没有止境的经济增长
物质收益的丰饶之角
并非完美的玫瑰园

第三章 精神之火：现代经济如何影响世界
另一个世界：工作和职业的改造
从艺术和文学中反映出来的现代体验
小结

第四章 经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
经济制度：自由、财产和金融
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
经济文化：差异和改变
缺失的拼图：人口和城市
第一部分小结

第二部分 鲜花与荆棘

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诱惑
现代社会中的不满
社会主义的理想
理想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建成吗？
社会主义奇怪的一面
对社会主义的恐惧

第六章 第三条道路
对现代经济的社团主义控诉
20世纪早期的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新社团主义
社团主义的阴暗面

第七章 新社会主义与新社团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社团主义——主张和实际表现
创新的贫乏

第八章 各国的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的国别差异
国别差异的制度原因
国别差异的文化原因

第三部分 衰败与重生

第九章 衰败的里程碑
经济衰退的早期数据
政策措施和其他反馈
辐射作用：包容性、不平等问题和工作满意度

第十章 经济为什么会衰落
衰落之源
第二次转型

第十一章 美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和现代的定义
美好生活的人文主义概念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实用主义者的美好生活
活力主义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对“美好经济”的启示

第十二章 美好与正义
现代经济中的正义
多重人性中的正义
看似正义的解放体制

小结
结语 现代经济社会的重建之路
大事记 现代主义与现代性
参考文献

推荐序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的前沿，创新只能来自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创新可以依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而使风险和创新的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后发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和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我国最终也要走上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创新道路。如何未雨缪、做好准备以迎接创新方式转变时代的到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所必须提前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大繁荣》一书中，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时深思和参考。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精彩书摘

很多人已注意到，今天的年轻人独处的时间总体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当时还是少年心态，他们从成长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追逐梦想。自那以后，这种保持童心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有时间独立思考的人如今还会受到社交媒体的吸引——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实现自我满足的经济。今天的年轻人需要通过博客、电子邮件和推特等工具保持密切联络，这占据了思考的时间，强化了人云亦云的风气。

本书的主题是，与相对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采纳就业保护法和其他社团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最初的制度环境就更落后(至少不算先进)。社团主义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结构和经济文化上的深刻差异是其经济活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满意度:社团主义经济的工作满意度较低，主要是因为未能充分发展出高经济活力所需要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该结论与大多数经济研究的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研究者认为，社团主义国家通过采取就业保护法、失业保险福利以及高增值税等措施，给它们原本很完美的经济体制加入了破坏性因素。经过从芝加哥大学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们的宣传，此类观点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防止政府和市场参与者等破坏自由市场、价格和工资体系，就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消除和避免对竞争的干预就足以实现理想的发展，这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亚当·斯密及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也都持这种观点，在他们的时代，经济表现(甚至最理想的经济表现)只关系到生产率和就业。然而，这些新自由主义制度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