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社会与经济》是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匠心独具的扛鼎之作，本书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格兰诺维特有关社会与经济相互交织多种方式的观点。

在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写道，经济并不是一个区隔于其他人类行为的领域。它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中，并且与其他领域一样遭受着情感和观念的冲击，经受着诸如宗教、科技、政治或法律的限制。尽管某些行为能够在传统经济学的意义上解释为“人们朝着良好界定的目的而理性地行事”；大部分人类行为难以适用于这一简单框架。行为者有时因对社会规范正当性的执着信念而遵循之，有时则是在无意识中就遵循了它们。人们还会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信任别人。不同个人之间针对彼此的权力运用，能对经济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哪怕是这种权力有着非经济性的来源。

尽管人们依赖于社会规范、文化、信任及权力来解决问题，但这些因素所提供的指导作用通常是模糊而复杂的。在本书中，格兰诺维特考察了问题解决者如何从多重原则中收集实用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燃眉之急。他遍览群书，融会贯通心理学、社会网研究及长期历史和政治分析的主张，提出了灵活运用并综合这些视角的方法。格兰诺维特所持观点的底蕴是，超越诸如行动/结构这样简单的二元论框架，迈向更为复杂而微妙的分析，以欣赏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精微之处与活力之源。

【作者简介】

马克·格兰诺维特，斯坦福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琼·巴特勒·福特(Joan Butler Ford)讲席教授，社会学系教授。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嵌入理论和弱连带优势理论提出者、经济学“引文桂冠奖”得主。

【目录】

第一章 经济社会学

1.1 经济现象的三个层次 / 003
1.2 超越化约主义 / 006
1.3 功能论、文化论与历史 / 009
1.4 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 / 018
1.5 社会网与“嵌入性” / 023
1.6 个人动机 / 031

第二章 心智结构：规则、价值和道义经济

2.1 心智、信任与权力 / 043
2.2 经济规则与经济行动者 / 046
2.3 规则的缘起、内容与效率 / 058
2.4 道义经济：为什么规则很重要 / 074
2.5 研究文化和制度的一个引言 / 089

第三章 经济中的信任

3.1 信任的概念 / 093
3.2 信任的来源 / 098
3.3 信任之外 / 117
3.4 人际信任与宏观层次信任 / 130
3.5 信任、规范与权力 / 142

第四章 经济中的权力

4.1 经济中权力的不同形式 / 149
4.2 权力和社会结构 / 168
4.3 中间人业务 / 172
4.4 经济权力的宏观层面 / 206

第五章 经济和社会制度

5.1 制度和“逻辑” / 224
5.2 中距制度：产业中的制度逻辑 / 230
5.3 制度、逻辑以及区域性和民族性文化 / 238
5.4 “集成式”生产和汽车工业 / 255

第六章 个体行为与社会制度

6.1 制度交集和备择架构 / 284
6.2 跨越制度边界的逻辑和资源的转置 / 289
6.3 多个制度框架作为实用主义行动者的资源 / 303
6.4 制度取舍如何从动荡、战争和革命中涌现出来 / 317
6.5 经济行动、网络和制度中的信任、规范与权力 / 335

注释 / 337
参考文献 / 351
索引 / 373
译后记 / 383

【序】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兰诺维特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们通常认为，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经验归纳稍逊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套路。但恰恰又是他，颠覆了重大的理论问题。由于我的知识范围有限，我只能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得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有一本名为“经济与社会”的巨著，他们都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把这种推论称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的标准。我觉得格兰诺维特的新经济社会学，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话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eter Blau）、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兰诺维特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了一个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了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对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强有力的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和观点都独树一帜，让人眼前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被格兰诺维特在这本《社会与经济》的开篇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兰诺维特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而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精彩书摘】

“吹哨人”的案例经常被讨论，很多人因为在错误的对待中受到极严重的损失，这足以展现规范或认同超越个人利益的力量。这不需要是个普遍或典型的情况，只要是可能发生就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如同我们在知名的安然欺诈案中所看到的。据我所知，对“吹哨人”的平衡损益的方法缺乏系统的研究，但我想政府提供可观的补偿给错误报警者是有可能的，一般的预设总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补尝，吹哨者的利润表上显然是负的。

在某些情境下，有着待解决的经济问题的行动者，可能看不到任何月显的提供指导的制度模式，而是将他们的问题类比到某种不同类型内、“对行为模式确有文化性解释的”制度中去，并为了经济而将这些莫式转置（即挪用到当前情境下）。换句话说，有问题待解决的实用主义者没有无限的模板可供使用，而着手处理新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另一种制度背景（也就是他们自己生活的另一个方面）中将模板转置过来。在讨论商业群体时，我将此称为“跨制度同构”。

我认为一个人是否信任特定的领导者，完全看是否存在有居间者的中介接触，这些中介者能从他们自己的知识，肯定地告诉其他人领导者是值得信任的。假如需要的话，居间者也能向领导者或者是领导班子为这个人的利益来说情。总的来说，对领导者的信任就是预测和影响其行为的能力。对那些他们并无直接或间接连带的人来说，某些领导者也信赖他们，或对他们负责。因此，在任何领导者到潜在的跟随者之间，可能因为路径数目的减少致使网络产生支离破碎的情况，从而抑制了对该领导者的信任。不过进一步来说，这个抑制也未必完全是不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