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在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本书探讨了当前全球货币体系的构造、特点及其缺陷，并对与之伴随的美式全球化的兴衰，提供了独到的理论解释。此外，本书分别从政治和人口角度探讨了利率曲线的短段和远端定价机理，并对货币国际化和汇率波动提出了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解释。货币份额幂律、债务定价币种、人口春秋比、汇率定价机理……书中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视角、新主张，将为读者带来很多启发和思考。

【作者简介】

翟东升，博士，江苏启东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并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在欧美多所大学访学和短期任教。近年研究方向包括金融与货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等。著有《中国为什么有前途：对外经济政策及其战略潜能》《大国货币》（编著）等书。自1999年以来，共有中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Frontier of Economics in China等学术刊物上。

【目录】

第一章 议题与方法——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命题

第一节 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探

民本主义的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欧洲人本主义政治经济思想的镜鉴
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本主义实践
本书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人与物的关系

财富的源头是人的劳动和消费
中心掠夺外围的是其人而非其物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谬误与流毒
“资源诅咒”

第三节 政府、市场与人民

关于公私关系的流行错觉
民本主义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强国家的缔造

第四节 中心与外围

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异和变迁
融资结构的中心外围差异
分化与演进中的中心外围关系

第五节 可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

一价定理与可贸易品
GDP－PPP之误与“巴库斯-史密斯谜题”
如何发展可贸易部门

第二章 货币国际化与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

第一节 全球货币体系的演进轨迹：从金银复本位到美元霸权

从复本位到金本位
从金币本位到金汇兑本位
英美间货币权势的博弈与转移
摆脱黄金枷锁的美元霸权
关于货币本质的争论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元霸权：幂律

货币国际化指数及其幂律
美元霸权的好处
美元“嚣张特权”的条件和代价

第三节 德国马克与日元：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

内政与金融体制论
实体经济质量决定论
国际政治决定论
货币国际化的次序和时间窗口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第四节 人民币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围绕人民币国际化的争论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前景
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对中国经济的重塑

第三章 美元体系的风险结构与定价

第一节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构性特点与缺陷

美元之梦取代黄金之梦
主权货币作为全球储备
无锚货币与浮动汇率体系的基因缺陷
未来的补救方案

第二节 政治视角下的央行与货币政策

央行及其独立性的演变
新自由主义与央行独立性
美联储的货币政治
后危机时代的非常规货币政策

第三节 远端利率与人口春秋比

究竟是什么决定远端利率背后的资金需求：投资还是消费？
人口结构视角下的远端利率
负利率时代的出现

第四章 金融权势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衰

第一节 金融利益在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崛起

金融业的游说与权力俘获
金融去监管化
金融压倒实业
“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

第二节 全球化的兴衰：从新自由主义到民粹主义

美式全球化的兴起与突变
新自由主义的流行与证伪
贫富分化与民粹崛起

第三节 全球化兴衰与中国的战略定位

国际格局变迁与全球化兴衰
中国是美式全球化的重要参与方
美式全球化退潮期的中国应对

第四节 国际金融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金融中心与政治
如何打造亚洲和中国的金融中心？

第五章 汇率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汇率制度的选择与利弊

汇率制度的分类及其优缺点
经济金融学视角下的汇率制度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

第二节 对汇率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

汇率研究的路径问题
关于汇率的常见谬误
汇率波动与经济基本面的实证关系
汇率波动与非经济因素关系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美元、人民币与“一带一路”货币汇率

美元指数
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趋势
模型建构与“一带一路”国家汇率稳定性预测

第四节 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政治经济博弈

2005年之前：贬值、低估与固定汇率政策的再分配效应
2005-2012年中美之间围绕汇率升值问题的双层博弈
中美汇率争论的两个问题
新时代的人民币汇率

第六章 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第一节 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债务杠杆的基本事实
从莱因哈特到雷伊·达里奥：美国知识界的债务情结
美国联邦债务的政治解读

第二节 中国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中国债务问题的态势
围绕杠杆率的探索与教训
如何解决民营资本融资难的问题
中国债务的改进空间

第三节 债务评级的霸权

评级霸权何以形成？
现有信用评级体系的治理缺陷
全球与中国评级市场的治理与改进

第七章 结论

对流行谬见的批判
若干观点与猜想
参考文献
后记与鸣谢

【自序】

酝酿本书的十年，恰好就是后金融危机的十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货币金融研究在全球学术圈都成为一门显学。这十年间有许多同行学者围绕金融货币问题出版了大量专著，其数量之多已经超过了专业人士的阅读能力。但即便如此，笔者发现这个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少谬误和错觉，比如在债务、利率、汇率等问题上，许多意见领袖和关键人物的底层知识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不少声誉卓著的学者也常常说出外行话来。之所以有这种匪夷所思的局面，笔者发现主要是过去四十年间新自由主义几乎垄断了在货币金融领域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央行独立性、市场化、全球化，这些概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球政治正确的表述而不是技术性概念和政策工具。任何曾经高明的东西，一旦成为教条，就会让人变得愚钝僵化。后金融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知识界的信用已经趋于破产，但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很受追捧。看到那么多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大人物被右翼意识形态催眠而不自知，笔者对他们充满了同情。所以，尽管笔者并非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左翼学者，但是在本书中把重心放在对自由主义观点的批判上，揭露他们所传播的伪知识，并努力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

如何知道本书提供的替代性理论和新命题、新观点才是相对正确的？或者说，笔者的理论自信从何而来？

首先，笔者相信卡尔·波普尔的证伪哲学，即没有谁手中能掌握绝对真理，包括笔者在内。在课堂上，笔者一直提醒学生们，我们大学教授写书的第一动力是为了评职称和完成学术考核任务，至于探究和传播真理则在其次。所以敢于并乐于怀疑一切大师、权威和经典，是走向思想独立的必要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最难的一步。本书中提供的替代性知识也必然包含着许多谬误，但其最大价值在于：让那些原本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知识的读者们意识到，他（她）此前自以为了解的事情很可能是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其次，笔者相信读者们的智力和判断力。由于议题的专业性，本书的潜在读者群显然拥有高于中国当下平均值的知识基础和智力水平，而按照美国学者们的实证研究，中国人的逻辑得分平均值又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值，因此笔者对本书读者的逻辑能力和判断力很有信心。当他们读到本书一系列特立独行的观点，看到本书提供的大量数据图表，并用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去比对和证伪的时候，相信其中多数人会逐步意识到此前他们在弥散的自由主义知识氛围中被植入的许多观念是多么荒唐。

最后，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笔者喜欢金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他恰巧也是卡尔·波普尔的门生）的一句名言，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即用真金白银在市场上验证自己的理论和判断。过去20年来，笔者设立了一个封闭账户，在持续满仓做多并且不用杠杆的前提下，笔者的账户从500元人民币变成了36万元，复合年化收益率达到了38%，而同期上证指数仅仅从1999年的1800点上涨到3000点。其原因，当然离不开自身相对于绝大多数国内市场参与者的某些信息和知识优势，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笔者在知识框架的构建上优于包括多数公募基金经理在内的各路竞争对手们。笔者常在课堂上说，公募基金经理们主要是财政金融主义学院和经济学院的课堂培养出来的，而他们的学生极少有人来旁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课程。这虽是玩笑话，但逻辑上讲，所有的无风险收益都来自他人的错误，上述账户的高收益不是因为笔者高明，而是交易对手们多数被错误的思想体系催眠了。

【精彩书摘】

2008年之后，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自身和全球经济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多管齐下的急救方法使得发达经济体避免了资产负债表紧缩和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负循环，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的持续的大萧条，维持了当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牙买加体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即便有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保驾护航，美国欧洲白本的实体经复苏都是缓慢而脆弱的，通胀率徘徊在低位，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

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但是并没有带来高通胀，也没有带来高增长，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根本原因在于体系中心国家的老龄化和技术进步停滞导致其总需求扩张乏力，因此无论怎么“印钞票”，货币流动性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在此前提下，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增量流动性被挤人了海外金融市场和风险性资产市场。比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自量化宽松起迅速扩张了五倍，而同期道琼斯指数从6000多点上涨到27000点，许多美国企业利用低利率政策借人巨量债务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从而确保每股收益和股价持续上涨，以便让公司高管的期权激励计划获得高额红利。

这种做法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产生了重大政治后果。

从国内政治上讲，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大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一般而言，绝大部分家庭会拥有自己的房产，所以房产价格的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被视为具有普惠性。而相对于房产，股票和股权在国民中的分布严重不均衡，企业家和投资家拥有绝大部分股票而中产阶级只拥有一小部分股票，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底层民众甚至根本没有股票和银行账户。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得富人更加富裕而穷人无所收获，从而导致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带来民粹主义的上升。金融危机之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拯救了绝大部分金融机构和投资家，使得他们从倒闭破产的边缘在一两年内恢复为正资产，制造了巨大危机的华尔街竟然没有一人被绳之以法，反而在此后的十年内借助非常规货币政策在金融投机中收获巨量的政策红利。这种制度性和分配性不引发了美国中部白人中下层阶级的民粹主义泛滥，左翼民粹支持桑德斯，而右翼民粹则支持特朗普，最终导致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上台和逆全球化趋势的确立。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予以展开。

从全球层面来看，体系中心国家的量化宽松导致巨量资金由于套息交易（ carry trade）而涌向全球外围地区，在这些经济体中追逐高收益。由于全球外围经济体的人口结构普遍年轻且未实现工业化，体系中心国家量化宽松释放出的天量流动性大幅炒高大宗商品（包括能源、金属和粮食）的价格，从而在外围经济体形成持续升高的通胀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2009年之后的数年内，全球外围国家面临政治上致命的“三高”：高失业、高通胀、高年轻人口占比，最终在某些地区触发大规模政治动荡和冲突。自2011年开始爆发的所渭“阿拉伯之春”。带来生灵涂炭迁延日久，从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根源便在于上述“三高”之叠加。而当美欧经济趋于稳定，（2014年以后）需要退出量化宽松时，全球流动性开始趋紧，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暴贬又进一步触发经济金融动荡，进而演变为政治动荡，比如2014年的巴西。由于地处全球风险结构的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在非正常货币政策的冲击之下，可谓进亦忧，退亦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