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26 19:11:44 来源:绿法国际联盟 作者:绿盟研究院
一、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八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象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二、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乡村建设中心主任、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环保部、商务部、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先后承担多个国家级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省部级多个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三、编辑推荐
9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但真正关注他们的人不多,替农民说话的人更少,温铁军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今天,这位三农专家仍在坚持“用脚做学问”。
书中作者以详实的数据、生动的图文带我们回顾了中国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的历史轨迹。这也是作者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的积淀。
《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足以犒赏每一位读者,它是盛宴,更是你书架上当之无愧的珍藏。
四、目录
第一部分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引言
第一章 发展陷阱和中国经验
从外资外债视角解析“中国经验”
从危机化解视角思考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章 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3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
第一次借助外资走出民国危机的背景及其逻辑演变:二战后地缘战略的重构及演变
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
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第二次更大规模借助外资调整结构的背景及其符合逻辑的危机演变——20世纪70年代来自西方的外债:从“四三方案”到“八二方案”
危机三: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
第三章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第四章 1997和2008年中国2次“输入型”危机的发生、应对及影响
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1]
第二部分 关于全球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
引言
一个趋势,两种保守,三大战略——2011年春季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发展战略闭门会议综述
中国构筑战略回旋空间要靠两条腿“走出去”——2010年秋季宏观形势闭门研讨会辑要
灰色经济、压力维稳与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11月4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2010年3月1日闭门研讨会观点摘要
大事年表
后记
五、精彩书摘
1、城市利益趋向的应对方式,将成本转嫁给乡镇企业。表现为以发展沿海经济为由要求其让出原材料和市场,减少对乡村的公共投入,结果是人为压抑了农村经济和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从此整个国民经济转向,由内需拉动到外向型经济。
2、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有难念的经,都需要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而已。
3、在城市资本化过程以加速度攫取愈发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环境灾难不可逆转的新时期,相对于环境更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是被激进的制度变迁推出来的新生代打工者们的生存状况。他们当中约93%为初中以上学历,约占上网青年的54%;他们不可能接受“边缘化”处境,他们已经被“加工贸易”所需要的“生产线+集中食宿”的高度组织化企业聚集的开发区孵化催生为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阶级自觉性鲜明且善于斗争的“新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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