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容简介

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20年，金融全球化不断深入，每一个国家都是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全球化究竟是机遇还是陷阱？为什么发达国家可以强者恒强，而欠发达国家却往往多灾多难？世界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逻辑在运转着？

经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即新兴七国）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温铁军团队再次执笔，将这些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次研究所选取的七个国家包括：越发走向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和土耳其；农村分布广泛，组织化程度低，产业经济难以形成规模竞争力的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以及始终受制于“单一化”经济，未能完成工业化，并过分依赖原材料输出而遭受国际经济下行周期严重冲击的巴西、委内瑞拉和南非。

七个国家七个故事，虽然他们的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以及当前的处境各不相同，但将他们放在一起观察，却还原了世界格局的本来面目，对于理解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命运，以及如何走出发展困境，都具有深刻的参考意义。

二、作者简介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西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民政部、国家林业草原局、国家粮食局、北京市、福建省等省部级政策专家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先后承担多个重大、重点课题，担任国家、多个省部级重点项目首席专家。获得国务院授予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CCTV年度经济人物奖”、“中国环境大使”称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三、编辑推荐

全球化即将走向终结，这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本书是温铁军教授团队历时十年的研究成果，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在核心国家（以美国为首）频繁爆发危机，并以成本转嫁方式，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经济下行，社会动荡。在美国（核心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下，新兴七国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他们有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借鉴。最后，本书给出了答案：发展中国家与其尝试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进行小修小补，期待游戏规则会对发展中国家变得更公平，还不如更清醒地做出新的选择！任何国家想要发展，都必须要挣脱对核心国的依附性、走出被动接受成本转嫁的发展陷阱。也许到了该真正对独揽金融霸权的核心国家“去依附”、摆脱附庸关系的关键时刻了！

四、目录

前　言

绪　论　

第一部分 中国、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全球格局重构下调整战略

• 导　言

• 第一章　中国：产能过剩下发展模式的转型与金融化的矛盾

• 第二章　土耳其：地缘格局重构中的“土耳其症候”

• 第三章　印度崛起之路：从超前金融化转向发展制造产业

•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在新地缘格局下的区域性海洋大国

第二部分 巴西、委内瑞拉、南非：资源国的困局

• 导　言

• 第五章　巴西：替国际资本打工的债务国

• 第六章　委内瑞拉：被意识形态化的资源主权斗争

• 第七章　南非：深刻割裂的两极化社会

• 结　语　新兴国家未“新”何“兴”？

附录

• Ｅ7  研究的宏观背景

• 按语

• 专题1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阶段性战略调整

• 专题2  新核心同盟之一：核心区构建六方货币同盟

• 专题3  新核心同盟之二：ＴＰＰ——殖民主义的去国家化

• 专题4  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

• 专题5  美欧中战略关系分析(2015)

• 专题6  中国2015年股灾背景及过程

• 专题7  中国债务的四个层次

• 专题8  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取向与两难困境

• 专题9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的布局与挑战...

• 专题10  巴西近年政局动荡述要（2013-2016 年）

五、精彩书摘

1、不同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中客观地分处三类地位：核心、半核心（半边缘）、边缘，从而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的依附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和制度剥削，半边缘和边缘区域的利益不均等地向核心国家输送，这一过程中核心国家地位不断强化，边缘国家地位不断弱化。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全球化竞争中，分处不同地位的三类国家盈亏不同：第一类是占据金融资本阶段主导地位的核心国之所以赢家“通吃”，乃在于占有收益却不支付成本；第二类是从属于核心国的制度体系、能够以战略伙伴名义“搭便车”的半核心国，在与核心国的战略利益基本一致的时候得以分享其收益；第三类是以资源经济和实体经济为主的边缘国家，由于承载了转移过来的制度成本，经常处于被“洗劫”状态、但却不自知。于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纳入这种全球化进程中因盲从核心国“软实力”导致其不自知而内乱，有些成为所谓“失败国家”。

2、经济成本转嫁是通过国际货币及金融制度权，核心国家破除发展中的主权国家对金融资本流动的限制，把金融全球化的风险成本主要转移给非核心国家来承担，以此最大化自身的收益；由此金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爆发而势所必然地使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加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财富收入分配不平等，使中下层群众日益不满，族群、宗教、区域冲突加剧社会动荡；全球不论何种体制下的所有政府，几乎都无可避免地面对经济、社会及政治的多重不稳定。而这些非核心国家的不稳定又恰好给了核心国难得的低成本介入机会——凭借意识形态化的教育文化、科研学术、法律服务、标准设立等多种“软实力”，以及伺机策动政治、宗教、民族、地缘等冲突的“巧实力”，来诱使边缘国家群众接受核心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把斗争矛头转向本国制度，增加了核心国家介入操控的条件……

3、发展中国家思想理论界越多接受核心国的“先进”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化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就越失去自主的“话语”能力。这也是美国政治家强烈反对美国高校的科学技术专业接受中国留学生，只允许他们进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习美国制度和文化的原因。由此可见，以往立足于“个体理性”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既不适用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用于解释本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弊得失，尤其不适用于理解西化精英操控造成“国家失败”的教训，更无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形成重新构建制度权和话语权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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