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与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共同携手，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举办亚洲普惠金融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线上圆桌会，并发布博鳌亚洲论坛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发展报告—普惠金融篇》。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理事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到会致辞。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主持会议并发布旗舰报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陈克文致欢迎辞。来自博鳌亚洲论坛会员和合作机构，业界、学界、媒体共计130余位高层代表参加了研讨。绿法联盟研究院对本次圆桌会上各界专家的观点整理提炼，共同聚焦普惠金融的生态建设与数字化发展。

周小川：公司治理是普惠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的基础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通过持续改革建立起多元化、广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亚洲国家可加强跨国经验比较与交流，深化对普惠金融的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增强扎根并服务基层的金融机构的财务可持续性，脚踏实地为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谈及中国普惠金融的未来发展，周小川认为，应该从以下六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全社会应强化、深化普惠金融认识，推动普惠金融实践。首先是建立清晰的概念，包括目标、组织形态、工具、效绩度量和政策支持。特别需要提高对金融服务业与非金融实业相互关系的认识，建立服务、共存、共赢的生态关系。统计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充实十分重要，不仅用于业绩评估，更有助于从跨国比较、跨地区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优缺点，看清发展与改进的空间。

二是扎根并面向基层的机构及组织形式应该财务健康、可持续、实力不断增强、脚踏实地。这包括资本、资产负债表、金融工具、识别和吸收风险的能力等多项指标，也需要有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机制。没有健康、有活力的机构就不会有量大面广、优质、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三是要为普惠金融提供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有针对性的（并非慷慨无度的）财政和结构性金融政策，及某些社会导向政策是必要的。要使普惠金融业务的吸引力与所谓的“高、大、上”业务相比不处于劣势。所谓激励，重点不在于补贴，而在于机制，如对小型机构有利的存款保险机制，吸收气候与病疫风险的保险产品和定价机制等。

四是建立并保持简捷、有效的公司治理。显然，公司治理是保证普惠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的基础。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主要依赖公共财力去投资普惠金融机构，吸收多样化的社会资本是必然选择，由此也带来多元利益和复杂的业务动机。需要不断探索、改进机构的自身治理和内控，辅之以适度有效的监管和社会（或社区）监督。已经有大量的机构失败的实例，是与公司治理失效相关的。

五是不断改进对普惠金融的监管与指标体系。虽然说，对普惠金融机构和/或业务的监管原则并非不同于一般金融监管的原则，但应特别关注其有特点的业务模式、健康性和风险。特别要识别扎根基层、面向普惠的数据，并为激励机制提供依据。普惠金融带来的监管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包括对待大中型金融机构的普惠业务成分。

六是减少扭曲，防范道德风险。发展中国家及转轨经济体中原本存在多种初始扭曲及进程中扭曲，必须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价格合理化、发展金融市场业务等措施尽快校正这些扭曲。扭曲制造套利机会，如套利大于正规业务利益，多数机构难以抵御诱惑，监管也力不从心。有的社会政策有时口头上很正确，但却是扩大扭曲或开启逆向选择的窗口。

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普惠金融的数字化发展及其在疫情下的作用

井贤栋介绍，疫情期间，支付宝平台努力为用户提供包括医疗、咨询、餐饮、外卖在内的各种在线服务，开发用户急需的应用程序，利用数字化技术为人们争取健康和安全。同时与100多个银行结成伙伴关系，截至5月底已经为1000多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约750亿美元的资金，基于数字化技术发放贷款能够在满足中小企业需求的同时控制风险。疫情给国家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蚂蚁集团愿与亚洲的伙伴合作，把握数字化发展释放出来的巨大机会，分享经验，相互学习，携手抗疫，尽快推动经济复苏，实现亚洲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

黄益平：数字化发展给普惠金融带来革命性变化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认为，通过亚洲各国的巨大努力，普惠金融已在不同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发展仍然存在限制。普惠金融难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在地理上分布较为分散，同时又缺乏财务数据与抵押资产。普惠金融要长远发展必须建立在市场化和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

数字技术则可以为普惠金融带来革命性变化：一是大科技平台具有长尾效应，可以连接数以亿计的用户，而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二是通过大数据连续的记录关于客户财务状况、社会关系及行为方式的数字足迹：三是发挥云计算巨大的储存能力与极快速的计算与分析能力。

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体现在移动支付领域。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显示，从2011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正在快速提高，不断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而代表移动支付覆盖率的分指数更是跨越传统的“胡焕庸线”，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痛点”，让西部地区均等化享受现代金融服务。

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大科技平台和大数据在贷款的客户获取、风险识别和还款管理等环节发挥优势：通过长尾效应吸收客户，基于机器学习原理构建数字金融风控模型，分析客户留下的数字足迹──大数据，从而预测客户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遏制逆向选择，控制道德风险。

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和国际清算银行合作的研究成果显示，在信用评估上，数字金融风控模型基于信息优势和模型优势，可能比传统银行风控模型更加有效。大数据风控模型通过实时数据可以更精准地描述客户的行为特征，再加上机器学习的模型优势，大幅增强了数字金融风控模型预测违约率的能力，也提升了普惠金融的可能性。

黄益平指出，数字技术基于大科技平台和大数据为普惠金融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在本次疫情期间，凭借无接触交易的优势，数字金融发挥了重要的宏观经济稳定器作用。目前，亚洲已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金融科技企业，在数字金融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已积累非常好的数字金融发展经验，北大数字金融中心高度重视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了持续的研讨机制，共同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希望在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的框架下，各国政府、金融科技公司和传统金融机构之间能够深入合作，共同推动亚洲和全球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

来源 | 综合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1世纪经济报道、 财新、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