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刚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换届。换届后的新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易纲、蔡昉、杨伟民、江小涓、隆国强、白重恩首次集体公开亮相，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出席年会。60多家中外媒体到会采访。绿盟理事长、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刘光超先生受邀出席年会，聚焦年会主题，共议中国经济发展。绿法国际联盟研究院将推出系列文章，直击论坛年会专家观点，共同关注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 “ 智库 ” 。作为每年一届举行的重要会议，论坛年会成为中国经济界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思想盛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光超先生

现任绿法（国际）联盟理事长、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

刘光超先生先后担任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朝阳区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行业职务和中央党校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特邀建议人、朝阳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朝阳区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同时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为侨服务顾问团成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顾问团成员、史家教育集团顾问团成员等公益性职务。刘光超先生先后获得全国律协特别贡献奖、北京市优秀律师、北京奥运安保工作贡献奖、公益法律服务先进个人等奖励或称号，入选首都高级法律人才专家库。2016年，荣获“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刘光超先生自2009年以来连续11年受邀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从法律视角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综合改革”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

咱们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现在比较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我现在想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但这个方向应该明确。

第二，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三，民营资本自身也有一些资本布局需要调整。我们应该提倡的是他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这样发展经济，如果把股权质押的钱都去炒股票、搞房地产，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资本布局。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如果说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是吃肥肉，进入中速平台以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啃硬骨头。

高质量发展其实也是高难度增长。所以，现在要真正利用好这五大增长来源，必须下决心实质性地推动改革。具体来讲还是按照十九大讲的，就是产权保护、要素市场化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点，主攻土地、国资、国企行政性垄断行业、服务业开放、金融财税社保等领域的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我以为也不需要出台新的文件，把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文件关于相关改革的论述落到实处，就会有很大进展。

我想强调一点，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产业和企业的方式，要从过去制定计划经济色彩比较强的规划，手里老想抓一把米，实际上是要制造寻租机会，下指标、戴帽子、挂牌子、发票子，切实转变到建立和维护公平市场秩序的平台上来。如果政府部门确实比企业知道的多，你可以通过发布信息，预测和研究成果来引导社会预期。

改革目标也应该有相应调整，应该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一方面是适应国内高难度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竞争的需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姚洋：

有一个讨论比较少的问题，就是去工业化开始。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我们的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很明显，刚好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比如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在危机之前老说中国经济失衡，实际上再平衡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得相当快。中国再平衡发生之后，很难再说我们是一个投资推动的经济。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日本给了很好的启示。日本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的2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点几，1961年是10.5%，跟中国危机之前差不多。最重要的还是中间这一段，1973年—1993年，日本平均只有2.8%（增长速度）。

老说创新能够提高经济增速，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创新，但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当然在过去20年，只有0.2%。对中国来说有极高参考价值，中国当然会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因为中国地大物博，地方很多，同时我们还有改革动力，但我估计离这个数不会差很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张维迎：

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尤其看过去几年，2011—2016年的数据，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的。

中国经济学家一定要区分开，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我们取得了好的成就。

我用哈耶克的这句话，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对事实错误的理解就会改变事实的本身。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问题其实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改革在我们国家来看其实就是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第一个看法，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第二个问题，产权的构建过程就是“民失利器”过程，要素市场化配置的过程。

第三个看法，以中央对地方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与行政权分别运行的制度框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制造强国战略本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振兴制造业，推进制造业效率的提升是我们走出中等陷阱的一个必要步骤。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制造强国战略完全对等于“中国制造2025”。需要从强调推进中国制造2025，转向现在提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在总体的战略的目标上，要弱化把国外分为几个方阵，然后分别对标和赶超，而要强调我们构造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的制造业发展做出一些原创性的贡献。

第二，在具体的发展思路上，要弱化重点产业的领域选择，突出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一般美国、德国的规划不会具体到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效率和能力提升的竞争中性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我们抛开强调补贴，而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竞争中性的企业改革，尤其是应该强调共性科研的基础能力的补足。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徐忠：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即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度。

仔细翻阅已出台的政策文件，有以下几个观察：

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实际上是分歧的内容被拿掉，而有分歧的内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动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第三，文件能否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有很多文件中还是没有体现。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了行政化手段去改变一些长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稳定实际上是稳定预期很重要的关键。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部门化。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 王建：

一定要走出认识的误区，才能够走出经济低谷。

什么是认识的误区呢？我认为是两个。第一，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阶段已经到了应该下行的时候，速度就应该低。这个认识的产生，是对一元社会结构来看，但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用一元结构的规律来看它就不对。

中国是二元社会结构，我们的经济增长高峰一定是两个，不是一个。更大的经济增长高峰是十亿人的房车消费，是十亿人从小康水平的消费，像三亿先富人群一样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消费水平。这一波的消费，他们所引领的经济增长周期会更高、更长。

第二个错误的认识，觉得降速是对的，就是因为基数大。基数大就应该降速，这是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是对一元社会说的，不是对二元社会说的。

来源 |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