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第十六届“《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在京举办，再度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深入分析全球热点，全面展望2019年全球及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新趋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十三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保利发展董事长宋广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等来自政、学、商界的重量级嘉宾将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共同寻求中国与全球发展新动力。

2018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跌宕起伏。展望2019年，中国如何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如何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继续平稳推进改革战略落实？监管体系重构下的金融新发展？绿法（国际）联盟秘书处带您回顾本次年会，摘金句、划重点，共同布局新一年经济。

隔空对话耶伦，反思中美贸易摩擦和地源政治风险

“我预计在2019年，美联储会再次加息3到4次。不过，紧缩政策的实际步伐，将取决于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是否会按照当前的预期发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耶伦认为，从部分宏观经济指标看，美国经济表现得异常优越，美国经济的强势增长，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支撑。尽管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大好，但仍然存在下行风险。毕竟，往往是失衡导致了不可持续的繁荣。最常见的一点就是，美联储通过收紧政策来降低通胀，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不过，耶伦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在目前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失衡：家庭负债出现了大幅下滑，信贷增长一直维持在较为温和的水平。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远好于危机前。金融行业的杠杆也大幅低于危机前水平。值得担心的，是非金融企业债务，这部分债务在经济增长缓慢、利率高企的时期可能会出现问题。

耶伦提醒，美联储如今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任务：工作岗位继续保持着约20万个/月的增幅，大幅超过了稳定失业率状态下所应具有的水平。目前GDP 3%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潜在增长率。这一现象部分归功于如今已实施的强刺激性财政政策。但是，这轮刺激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在货币政策刚刚发挥作用时（2020或2021年）基本上已经消失，届时形势会变得更加复杂。

耶伦预计，在2019年，美联储将再次加息3到4次。不过，政策并不是预先设定好的，美联储紧缩政策的实际步伐取决于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是否会按照当前预期的发展。完成这类软着陆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任务，而当前财政政策轨迹则增加了这一任务的难度。

企业“去杠杆”之路或将轻松？许善达：要坚持去杠杆，税制改革也可有效降低企业负债

联办财经研究院的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认为，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低、间接融资比重高，杠杆率高，是一个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去杠杆是长期要做的一件事，我不赞成把去杠杆任务停下来。”

怎么去杠杆？许善达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考，他认为，债转股是去杠杆的一个手段，但也不能迷信债转股。因为银行也是企业，它不能把自己的风险完全转嫁。他建议拿出债权来变成股份，此外，减轻债务是一个方向，补充资本金是另一个方向。

许善达提出了补充资本金的几个措施：

1．增值税的留底税款改为退税。2018年已经拿出了1000多亿的财政的资源来给很多企业去把原来积存的留底税款改为退税。得到这笔资源的企业就可以降低它的融资的量，也就可以降低它融资的成本，它的资产负债率也就相应地有所降低。

2．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也是一个去杠杆的手段。许善达称，很多企业的资本布局不合理，比如很多国有资本还沉淀在一些不一定要国有资本去做的领域，而有些只有国有资本才能干的事，国有资本的资本金却严重不足。资本金不足就要借债，所以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杠杆率很高，融资成本也缴得很多。许善达建议，国有资本退出那些不很重要的领域，然后把这些国有资本补充到那些国有资本一定要做的领域。

民营企业也存在资本布局不合理现象，一些民营企业把钱质押以后，拿钱做了一些跟他主业没有关系的东西。许善达认为，这些企业应该退出一些跟你的主业发展关联度不大的领域，而把资金集中到主业相关联的地方。如果这样，我相信在这些领域，它的杠杆率也可以得到明显的降低。

“去杠杆应该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资本、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这几个手段应该是综合来使用。”许善达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去杠杆这个方向，这样才能够减轻融资成本，才能够使得企业有一个正常的利润率。

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的方向与动力？曹远征：改革应更全面，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急迫

“以后我们应该是更全面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在2035年变成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在2050年建国100年的时候，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这是改革开放40年给我们的启示。”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这样表示。

在曹远征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改革最为重要。对国有企业改革来说，其方向已经发生变化，从此前的国企如何提高效益转为国有资产如何进入社保。“如果国有资产进社保，这是提高居民收入，这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

至于财税体制，曹远征认为，正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功能应转向服务性政府，因此也应按照这样的方向推进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减税是改革的其中应有之意，但不能用减税代替财税体制改革，最核心的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的财税制度，而不是仅仅税收得多点少点的问题。”

监管体系重构下的金融新发展？王忠民：信用监管的逻辑是让真正市场性的工具发挥作用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介绍，最近对中小企业释放庞大的流动性，在释放的规模、释放的渠道等方方面面，已经超过了在流动性收紧和信用收紧时候的前端场景，但实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最新的数据是社融规模大幅下降，贷款增速也下降，可抵押、可使用的金融资产和实际资产速度也在降低，这表明流动性堰塞湖已经产生。一方面希望释放出更多的货币，但同时这些货币流不到更好的场景当中去，而且这些场景现在表现出的最新的数据，全部都是下降，这意味着在信用场景的监管过程中，一定出现了某种偏差。

如何保证流动性能够畅通无阻，流动性基于效率的信用场景能够传递？王忠民认为，逻辑就是市场不能中断。市场中断的时候，原来最害怕的金融风险，就会因为突然中断某一个信用场景，而让基于原来信用场景的所有风险会传递到横向、纵向的360度。

王忠民表示，现金为王的深层逻辑，不是说能放出去多少现金，而是你能风险当中变现出来多少现金。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性的工具和逻辑，就会不为市场性的交易做好准备。“为什么最近基金火了？因为所有的资产端、投资端、负债端都发生了变化，发生了解构，今天突然要释放更多的流动性，用原有的方法都不奏效了，只有一种方法挺好，那就是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