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绿法（国际）联盟专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曹和平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环球时报刊文《三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底气何来》，探讨当人口红利不再，中国企业如何从“走出去”的轨迹中探索中国品牌之路。

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的“走出去”战略，见证了无数中国企业的海外打拼。回看一代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过去，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时，只能依靠人口红利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获得比较优势，通过在国内生产然后销往世界，实现稳定盈利。但这些企业壮大后想“走出去”时，往往就失去了人口红利下的比较优势，盈利能力面临挑战。早年海尔在日本设厂时轰轰烈烈，但今天再看其实业绩不彰;TCL当年高调购买德国电视机厂，但也很快铩羽而归。

这些不成功的投资并非个例，而是那一代依靠人口红利起家的中国企业面对的共同问题。一方面人口红利不再奏效，另一方面进行海外并购又需大量资本，而资本那时在中国是高价的。这样“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去跟发达国家的廉价资本竞争，怎么可能占到便宜？

虽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也已积累一定资本，但较之发达国家，我们仍是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方面不占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起家的一大批中国企业，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接下来“走出去”过程中，开始更加讲究策略，至少不再硬碰硬地专门跑到发达国家去赚人家钱了。

最初碰壁的这些中国企业，基本可以归为第一代“走出去”的企业。汲取教训后，这第一批“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时，开始首选一些欠发达国家，除了具备资本和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外，还能继续借助对象国的人口红利。流向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国家的投资，后来基本都赚了钱。

在那之后“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获得了较第一代相对不同的境遇。年轻一辈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它们在初创时就引入了海外资本，因而具有资本成本优势;在发展中，又借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契机，从产业链的低端爬到中端的较佳位置，继而积累了“走出去”后与海外同行业者竞争的优势。

另外，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导致共享成本较低，政府和社会对具有共享因素的创新更趋宽容，也使这些企业实现了海外同行业者难以实现的一些技术创新。虽然突出重围仍然不易，但这至少增强了它们在“走出去”后的生存能力。

时至今日，同前两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为不同的“第三代”企业正在崛起，并且逐渐开始了它们“走出去”的尝试，其中摩拜和小蓝等共享单车企业尤为典型。它们的待遇，也早与“前辈”们不同，因为国外尚且缺乏同类企业，因此西方国家一些城市几乎是“组团”来邀请它们去投资和发展。

新锐企业拥有这样的境遇，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站在了“前辈”企业们的肩膀之上，还在于获得了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赋予它们的独特竞争优势。站在中国经济现实体量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时，应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越来越好的机会，我们的企业则应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及时找到比较优势，不断创造“走出去”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