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在北京召开。展望2020中国与世界经济如何发展？绿法联盟研究院与您共同关注。

格林斯潘：中国社会福利支出正在挤压储蓄空间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对话中提到，与全球大部分国家相似，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从而挤压着国内储蓄的空间。

在演讲中，格林斯潘提到，21世纪全球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的老龄化。以美国的数据为例，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国内储蓄的总额和政府社保支出的总额占GDP的比分比，一直是非常稳定在30%上下，发生变化的是总数的构成。随着社保支出的增长，国内储蓄总额出现了幅度与之相接近的下降，因此可以推出福利项目支出的增长正在不断挤压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美国，数据显示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芬兰都是相同的趋势。

除了国内储蓄之外，人口老龄化在投资方面也有影响。格林斯潘提到，自1929年开始，美国国内投资的总额一直紧跟着国内的储蓄总额，但是在近几年投资已经超过了国内储蓄，二者的差额是来自国外借来的资金所填补的，具体表现就是外国储蓄金额的增长。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体现为美国的国际投资金额，目前它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

周小川：部分地区提重振制造业是计划经济遗留的歧视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产业传统有对第三产业的歧视，他认为地方发展战略应该区别制定，口号都提“重振制造业”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产业偏向。

周小川表示，全国各地地方的发展战略，有些地方主要的口号是提“重振制造业”。当然各个地方要区别情况来看，有的地方确实制造业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有重振的机会。但是我们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还是有传统经济遗留下来的所谓产业偏向。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强国，我们的服务贸易是逆差，而且这个逆差数字比较大，上升也比较快。

周小川说，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52%。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同时也预示着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也是我们结构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也是我们可能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压力的一个可以主要做出努力的方向。他认为，按照现在GDP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可以到60%甚至更高。

周小川认为，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经济体，存在着历史上对服务业的歧视，这是计划经济里留下的遗产。这种产业的偏向或者歧视来自于解放初期的统计方法，当时实行的不是GDP，而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是从前苏联体制上遗传下来的，国民收入的意思表示经济发展的程度、增长等等，国民收入里不包括服务业，认为服务业是不产生价值的。

如果要算出GDP，要做很多折算，而这些折算有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不可靠的。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标就必然是歧视服务业发展。周小川表示，这种历史遗传的东西不可小视，虽然我们已经改革开放40年了，很多东西都已经纠正了，但是这个东西多多少少还在某些方面有所遗留。它涉及到人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也涉及到就业的选择的偏向。

周小川表示，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是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也就做不了多少贷款。所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

周小川表示，金融业应该说还是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化地看待。

黄益平：防止极度宽松货币政策造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

“我不反对逆周期调控，但是在大幅度放宽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一想会不会形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及其合作者有一个结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僵尸融资渠道，这个僵尸融资渠道最后会形成大量的僵尸企业，形成反通胀甚至是通缩的压力”。

黄益平解释道，该结论的基本逻辑就是，过去金融学里研究货币政策宽松时，一般银行要找风险更大的借款人去贷款，也就是风险承担增加。但是在现在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因为融资成本极低的程度，以至于很多本来商业不可持续的企业获得了融资，导致很多过剩产能，看上去是经济还行，就业也不错，但实际上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第一是效率比较低，第二是使得总体的通胀率被压下去了。也因此在量化宽松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形成通胀的压力，反而是形成了通缩的压力。

“美国经济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衰退，因为什么原因发生衰退，现在都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美国发生衰退，这一次已经完全没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来应对新的衰退”

黄益平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也是有重大含义的。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僵尸融资渠道。中国实际上边际资本产出率已经在明显地上升，而货币政策刺激增长的效率已经在下降了。“我不反对逆周期调控，但是在我们大幅度地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在脑子里头想一想形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的风险”。

曹远征：全球经济存在下行可能 欧洲明年或将进入衰退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虽然当前美国经济态势不错，但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正在大幅度下行，这种分化也延续到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全球经济都有下行的可能性。其预测，欧洲很可能在明年进入衰退。

曹远征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那场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原有的运行态势，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第一是全球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当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表明新技术革命仍在酝酿之中，并没有在现实经济中得到体现。

第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过程中，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极度宽松，特别是货币政策利率甚至降低至零。“这带来的结果是所有经济体的杠杆率都在高企”。“一个合理的担心是如果杠杆高企，那就高处不胜寒，就有衰退的风险。一旦脆弱性爆发，就是金融危机”。

“今年以来市场的避险情绪急剧提高，黄金价格从今年5月份开始暴涨，这是避险。整个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在持续提高，大家都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是什么”，他说。

那么如何应对呢？曹远征提到，过去十年间，发达经济体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是降息，使得利率持续下行。第二是通过货币供应来支持国债的发行。“如果再出现这种困难，还要继续延续这种政策，它的逻辑是只要不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就可以无限发行，国债就可以无限扩大，杠杆率就可以无限提高，除非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我想这很可能是下一次如果再出现困难很多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唯一选择，但这会对市场以及对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

让曹远征更为担心的是，面对上述形式，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予以紧密的配合和协调。但当前全球处在分化之中，合作的基础正在丧失。“很可能各国的货币政策各行其是，这会加剧市场的风险”。曹远征预计，明年全球经济的状况并不乐观，风险在加大。

标普：全球投资放缓不完全因贸易 更多是技术造成的

标普全球评级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haun ROACHE认为，影响全球投资放缓的原因不一定全是跟贸易战有关，更多的跟技术有关。

Shaun ROACHE表示，全世界23个国家的不确定性都已经上升了，这是自90年代以来最高的，尤其是在亚洲、在中国，明显反映出贸易战所带来的问题。不确定性影响到投资的增长，亚太的投资增长，一年前差不多是7%，现在只有2%。美国在投资增长方面，减税之后的5%骤降到现在的1%。

他认为，全球投资放缓的情况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所造成的，但也会有其它的因素。不一定完全跟贸易有关，更多的是技术所造成的，包括知识产权、外资的准入、公平性。“你要去华盛顿，去美国国会跟他们聊，他们都会聊到一个核心，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当中，在美国都会提到对技术的担心。这些原因都是由美国贸易代表在关税谈判的时候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指向了技术。”

高培勇：简单使用逆周期调节政策已无法解决经济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指出，制约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位因素并非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性思维”。

高培勇表示，惯性思维的根源在于习惯了当前从需求侧考虑问题的“语境”。高培勇举例称，不管是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过去在谈论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这样一种惯性的思维，包括你、我、他都是难以摆脱的”。

高培勇强调，如果不摒弃这样的惯性思维，那么一旦“高质量发展”遇到风浪，人们便会不由自主的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度增长”轨道，“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高培勇也承认，惯性思维的转变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不管怎样，必须认识到，我们必须迈向高质量发展，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白重恩：经济转型需要改善营商环境 释放企业活力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企业应该起重要的作用，而这需要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有积极性。”

他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由2014年的96位升至2020年的31位。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排名自满。”

具体来看，该报告统计的10个分项中，如建筑许可，中国排名从2014年185位上升至2020年33位；但也有一些分项指标出现了下降，如获得信贷从2014年73位下降至2020年80位。

“但排名的下降也不代表中国信贷环境变差。排序是相对的，其他国家信贷环境改善，中国的改善速度放缓，排名也会下降。”他说道。

税负方面，他认为，中国名义税率有些地方依然偏高，2019年政府在这方面做了较大努力，但执行情况依然有待观察。

此外，他认为市场准入障碍没有得到准确反映，市场监管仍然不到位，这导致假冒产品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甚至出现错位，多部门对同一事情监管，让企业工作开展没了方向。

来源 |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