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20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3月23-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来自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和央行等部委领导出席，这是两会后，世界再一次了解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 促进合作共赢”。

国内外专家学者就“稳中求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新举措”、“ 金融业开放与金融稳定”、“ 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等话题发声，聚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热点与趋势，探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城市、民生。如此重量级的论坛，探哪讨了些内容？论坛现场传出了哪些重磅声音？绿法联盟研究院对此次论坛将发布系列专题文章，持续关注论坛重要成果。

论坛声音

二、回顾与前瞻：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热点与趋势

关键词一：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

王兆星：要防止房地产泡沫影响金融行业

面对“如何在对外开放与防范风险之间把握平衡”的提问，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金融稳定和防范风险之间并没有太多矛盾，开放并不一定会造成金融风险。

王兆星提出，中国要实现经济和金融长期稳定的发展，需要考虑几个因素，首先是要能够实现经济和金融的改革；第二是实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和出口推动转向由内需和消费推动；第三是要选择和执行正确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特别是周期性的政策；第四是要能够控制住杠杆，包括国家宏观杠杆，也包括地方政府债务。

王兆星还提出，房地产行业引发了金融行业的很多风险，中国必须管理房地产市场，使得房地产的泡沫不再影响金融行业。

另外，金融机构自身也要建立很好的公司治理，必须完全按照国际上银行和保险的相关要求来执行。还要有较好的法律框架和市场环境，应该更新并且改善金融衍生品市场，这样能够及时有效地减少金融可能带来的一些风险。

王兆星表示，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最重要的是银行和保险的监管机构必须覆盖到金融市场风险的方方面面。

王兆星：正抓紧研究进一步放宽银行保险业市场准入条件

王兆星介绍，银保监会正在抓紧研究新一轮的开放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包括：

1、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在银行业保险业进入中国市场还有一些数量性的条件限制，包括规模的限制、年限的限制、股东类型的限制，还有一些持股比例等限制。我们正在研究取消或放宽这些数量性的限制，更加强调审慎的标准和审慎的条件，吸引具有专业特色和的外资银行、外资保险进入中国市场。

2、进一步拓展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结合外资机构的优势和风险控制能力，继续放宽外资机构业务范围，增加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使得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更加多元化、更加多样化。此外，也会给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创新试点的一些新领域，充分激发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市场活力。

3、进一步简政放权，缩减和优化行政审批，在审慎监管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行政许可流程，提高审批的效率，让外资金融机构集中更多资源在中国发展。

4、进一步优化监管规则，不断改善外资经营环境，坚持风险维稳的监管理念，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机构和风险特征，不断建设更具兼容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金融监管体系，为外资银行在华发展营造更加公平、更加开放的经营环境。

王兆星指出，扩大金融开放，对于监管者而言既是挑战，同时也是促进。银保监会将以扩大开放为契机，通过加快自身法律制度建设，对接国际通行监管标准，完善监管手段和工具，在开放过程中平衡好促进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在开放实践中提升防范风险和监管的能力。在不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取得对外开放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高逸雅：中国债券市场将于2019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彭博有限合伙企业董事长高逸雅表示，今年将是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年。债券市场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数据显示，中国债券市场规模达12万亿美元，是世界第三大债市，但全球投资者的参与度却仍然偏低。

他指出，四个要素决定中国债券市场可投资性：市场监管、市场准入和参与、投资者需求和业绩基准。

彭博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67%的亚洲市场参与者希望在2019年投资中国境内债券，而中国债券纳入全球指数是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高逸雅认为，中国债券市场将于2019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因为目前其在监管、市场准入、投资者需求和业绩基准等四大方面均已具备更有利的条件。

关键词二. 巩固结构性改革成果 数字时代商业革命

杨伟民：实体经济每年背负7万亿利息

杨伟民表示，2015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去产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去杠杆，现在宏观杠杆率有的数据反映也已经下降了。但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杨伟民认为，目前的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主要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的反映。“比如说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工业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工业结构还是比较僵化的。”

从去年情况来看，经济减速主要由于消费和投资双减速，消费的减速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服务消费比重提高、汽车消费进入到阶段性的周期性变化过程等等。还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投资减速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在减速，过去前期积累的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过大，从去年开始中央开始问责，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变换花样举债搞基建了。

杨伟民认为，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必须加大三方面工作力度。

第一，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包括但不限于要加快僵尸企业出清，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减税降费，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因城施策，一城一策，按竞争中立原则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要破坏垄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要加强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在开放方面要扩大规则等制度性开放。

第二，要以改革为手段，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加快国资国企垄断行业、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发挥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

第三，重点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因为金融是血脉，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两降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大幅度下降，房地产、金融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幅度上升，贷款结构中国是间接融资为主，贷款的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经济结构的僵化。

其中，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三个结构。一是市场结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我国实体经济每年背负7万亿的利息，这对金融业是增加值，是高利润，对实体经济就是极大的负担”，“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要减税、减费，同时也必须减轻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必须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才能够提高”。

第二，要建设多结构、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杨伟民认为，国有大银行占绝对优势的体制不能很好适应实体经济当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高，科创型企业增长快这样一个特点，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务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要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进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回归，推动农业所有制重大改革。

第三，产品结构要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产品，要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的期限，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来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要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等。

张文中：5G将带来更彻底的商业革命

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在以“数字时代的商业革命”为主题的分会场发表了演讲。

他认为，数字时代正在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商业也在全面数字化，在这个基础上，智能技术将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对于新技术、新方法改变传统业态和经营方式的路径，他认为，相比于“建立新世界”更应该“改造旧世界”。

他以线上线下零售平台“多点”举例，以数字为基础，实现两集融合，将会员、供应链、运营等一体化，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这也使得这一模式实现快速增长。

“这是一个不得不变的时代，变得越早越快，就越有收获。”他指出，改革和创新的关键在于要接地气，真正能改善效率和体验。

对于即将到来的5G技术，他认为，这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去创新，有更多新技术去改善生活，将带来更彻底的商业革命。

关键词三. 民营企业与时代共进

李东生：国企混改必须真改革，只认购股权不彻底

TCL集团董事长兼CEO李东生表示，当前中国国企混改模式只停留在拿出少数股权动员民企认购，这种混改是不彻底的。 

李东生表示，国企混改必须真的改革。很多国企混改后的管理模式依然是之前的国企管理模式。例如因为薪金被限制，商业银行董事长、总经理的工资比他们的下属还低。

李东生指出，国企混改一定要真正达到改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目标，管理者也要向社会招聘。

周其仁：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出现新特点，长出了“公”的因素

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很多别名，如私营企业、私营经济和非公经济等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指出，要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在性质上出现的新特点。周其仁指出，经过30多年发展，中国民营企业除了在数量上获得很大发展外，在性质上出现了两大新特点：

一是发展比较好的民营企业的股权开始多样化，开始成为股份制公司，很多成为上市公司；二是从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结构来看，它们和数亿员工、国内外客户、上下游供应商服务商已经结成市场型契约关系，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市场契约网络当中非常重要的节点，可以把整个市场联系起来。

周其仁指出，民营企业开始出现和原来所说”私营“的概念不能完全包含的特征。因为对大型股份制公司和上市公司来说，企业的资产已经不单单是老板自己的财产，加上了很多其他方的财产，甚至包括其他国家、其他地区、其他所有制拥有的财产。

周其仁强调，这些新特征使得中国的“公司”多多少少具有公的性质，这里的“公”不同于传统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这个“公”产生于清清楚楚的私人投资、私人财产、私人产权，但这些财产一进入到公司后，多多少少具有“公共”的性质。

周其仁解释称，从业务结构来看，中国现在很多头部民营企业的业务范围已经非常广泛，而且这些公司业务运行的质量甚至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支付宝、微信支付以及华为在全球布局通讯基础设备，它们产生的影响极其public（公共）。

“这些性质越来越值得我们研究。”周其仁说。“30年民营经济的发展，恰恰在民营中开始成长出了一些私有经济、私有产权所不能完全概括的特征。这个特征表明，我们整个社会从观念、法律、政策方针、习俗方面，都应该给这种新性质的发展留有足够空间。”

周其仁表示，可以推断，民营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单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初级阶段的现象，更不是短期经济下行压力时才需要给予特别关照的事，民营经济有长远的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要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久地共同存在下去。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中国“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论坛自2000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对话、合作的重要桥梁。

今年，论坛将迎来第20届。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坚持扩大开放、促进合作共赢”。坚持扩大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宝贵经验。今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前进道路上，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将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合作共赢的方向稳步发展。

论坛将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财政政策、金融业开放与稳定、迈向制度型开放、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议题开展深入探讨，并针对当前大国竞争加剧、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等背景，就中国如何与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协调、合作以及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共同携手应对全球性的发展挑战等进行讨论。

来源 | 财经网、新浪财经、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