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于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举行。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六稳”，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顶级智库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刚经历了一次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换届。换届后的新学术委员会成员樊纲、易纲、蔡昉、杨伟民、江小涓、隆国强、白重恩首次集体公开亮相，论坛学术委员会荣誉成员吴敬琏、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出席年会。60多家中外媒体到会采访。绿盟理事长、北京市道可特律所创始合伙人、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刘光超先生受邀出席年会，聚焦年会主题，共议中国经济发展。绿法国际联盟研究院将推出系列文章，直击论坛年会专家观点，共同关注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方向。

中国经济50人论坛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 “ 智库 ” 。作为每年一届举行的重要会议，论坛年会成为中国经济界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思想盛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理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光超先生

现任绿盟理事长、北京市道可特律所主任、中国经济50人论坛企业家理事。

刘光超先生先后担任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朝阳区律师协会副会长等行业职务和中央党校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人民政府特邀建议人、朝阳区人民政府法律顾问、朝阳区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同时担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为侨服务顾问团成员、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顾问团成员、史家教育集团顾问团成员等公益性职务。刘光超先生先后获得全国律协特别贡献奖、北京市优秀律师、北京奥运安保工作贡献奖、公益法律服务先进个人等奖励或称号，入选首都高级法律人才专家库。2016年，荣获“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刘光超先生自2009年以来连续11年受邀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从法律视角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稳就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

经济下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劳动力短缺，两个谁是原因、谁是后果？其实唯一的解释就是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符号性的变化。因此，所有决定了支撑我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人口因素和经济增长变量都会发生变化。因此因果是反过来的，是我们人口红利消失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而劳动力短缺也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减慢，因此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

“自然失业率并不自然”，这是劳动经济学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你仍然可以通过培训等各种服务降低自然失业率，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二，潜在增长率仍有潜力。也就是说潜在增长率也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不能靠刺激超越它，而是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通过改革，通过提高要素供给和配置。这样既可以稳增长，也可以避免刺激带来的副作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 宋晓梧：

在劳动本系统内，就业、工资、社保，就业应该是第一位的，在不影响就业的情况下，应该可以适当地缓调最低工资标准，可以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这个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有，比如美国的“2009法案”，就可以缓交失业保险费。德国、新加坡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在面临比较大的失业危机的情况下，比较大幅度地降低养老保险缴费。

中国的情况，我所强调的，我们不能够让各个地区去自己决定缴费，那就乱了，一定要尽快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要统一缴费率，统一缴费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

第一，自然失业率为主的失业率是我们针对结构性失业做出更多的工作，而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是更精准地制定政策。

第二，当面临就业困难的时候，往往倾向于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但是我们的一些研究发现，鼓励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的。

此外，采取一些被动性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失业保险体系的改革，也是有利于保持就业平衡的。

“稳金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第一是金融体系的特征所决定的。第二，跟过去的金融意志有关系。

怎么办？第一，利率市场化很关键。简单说就是风险定价。利率市场化不仅是控制风险的问题，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问题，是金融机构能不能真正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发展资本市场很重要，但是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怎么解决问题，这就是有一个风险定价的问题，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怎么样取消不公平的担保的问题，和怎么解决风控。

第三，怎么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它对实体经济是有需求的，它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晓晶：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我们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也就是说这个中间，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也就是说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

为什么没有纳入？是因为有了新的《预算法》。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最终是由政府来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最终的杠杆率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怎么来去杠杆？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怎么稳？稳住总杠杆，其中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它来降杠杆。进是什么？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

有人批评我，说方星海没抓住重点，IPO定价不改，想去改二级市场的价。其实是这样的，二级市场的价改起来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二级市场的价格改革如果改好了，能够很快地达到二级市场的均衡点以后，其实是为今后IPO价格的改革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否则IPO的价格改革没有参考。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金融问题恐怕是更为严峻，其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最近几年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不见效果。我觉得需要再次向日本学习。

学什么？学三点：

1．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

2．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

3．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 李波：

中国资本市场我概括为5个不足：

1．市场自治不足，我们的市场行政干预是比较多的。2．中国的市场对投资者的保护不足。对投资者的保护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司法救济。咱们国家投资者去告是比较费劲，告赢更难。二是监管力度也不足。3．咱们国家的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4．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不足。我们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仅比发达国家差，比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差。5．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重点提两点，一个是证券监管，核心应该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用来判断一个公司的质量，也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所以，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第二，应该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如果想提高我们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养老保障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刘元春：

目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综合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鸣：

投资已经进入下行通道。这是符合转型期基本特征的，应该说有一定合理性。但对比日本和韩国转型期的情况，我们下降幅度要比他们大很多。稳投资是有特定内涵的，确实降幅太大了。

稳投资提几点建议：

第一，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现在一说扩大投资，很多人就会觉得要放水了，又像1998年、2008年，这个很麻烦。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存量和人均的资本存量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第二，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提高债务率，要避免这些问题，更大程度调动市场投资。靠什么调动市场投资？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构市场主体的信心。

第三，政府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要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因为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

大家一说起来是四万亿，其实四万亿，当时说是两年的支出，是把两年当中正常的一般的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些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

教训是什么呢？地方政府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职责，中央政府调控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包括把地方债务关进笼子里。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魏杰：

稳预期排在最后，但实际很重要，为什么现在有钱，项目批了，就是不干，因为预期不好。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我估计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就更麻烦一点。整个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所以，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2018年是中国民营经济预期最不好的一年。民营经济实际上一再告诉我说，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提出两个建议：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

所以，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汪同三：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要注意“完整性”，就是说怎么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时又要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的程度。

2018年的统计数字有三个值得重视，一个是GDP的增长，是6.6%。一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是5.9%。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只有3.8%。告诉我们现在应对下行压力，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克服投资增长不足，因为投资的增长速度应该是7%-9%，但是我们实际的增长速度连6%都不够。在投资里面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相对滞后，只有3.8%。

减税同时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财政收入减少了，怎么去解决？有两条路。一个是增加赤字，另一个是减少财政支出。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去研究如何在降税的同时实现财政支出的减少。

来源 | 新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