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为易纲行长的问答实录。

问：中国怎样看待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正常化？

答：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关于主要经济体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问题，我们在很早前就已经预期到了这种变化，所以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目前，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3.7%，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2.8%，中美利差处于比较舒服的区间。包括货币市场的隔夜利率和七天利率，中美利差也在舒适的范围内。简短地说，面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问：中国目前是否有上调基准利率的考虑？

答：中国正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中国仍存在一些利率”双轨制”，一是在存贷款方面仍有基准利率，二是货币市场利率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

目前我们已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可根据基准利率上浮和下浮，根据商业银行自身情况来决定真正的存贷款利率。其实我们的最佳策略是让这两个轨道的利率逐渐统一，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市场改革。

问：金融业开放之后，外资机构是否会对国内机构产生冲击，未来几年内，国内金融市场是否会有巨大的改变？

答：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作，我们将平等地对待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

目前我们提高了持股比例限制，其实是为很多细分领域的开放提供了机会。虽然每个细分领域还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但现在我们的原则是清楚的，就是在目前审慎监管体系下，对中外资一视同仁。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会加强。

问：中国的债务占GDP比重增长得非常快，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中国目前的确存在杠杆率高、债务水平高的问题。从审慎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要保持债务水平的稳定，第二个任务是让债务结构更加优化，平衡好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及个人债务。第三个任务是让总杠杆率更加合理。通过以上做法，来实现一个漂亮的去杠杆。

问：您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摩擦？

答：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有以下几个观察。

首先，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处于亚洲产业链的末端，会从日本、韩国等进口部件，加工完成后对美出口成品。中国对美国的顺差其实反映的是整个东亚产业链对美的顺差，所以还是应从多边视角来看待贸易平衡问题。

其次，这是一个宏观问题。如果看国民账户恒等式，等式的左边是经常账户，等式右边是政府赤字、投资和私人储蓄，现在美国财政赤字在扩大，财政赤字越大，经常账户逆差也会越大。美国的投资在增加、储蓄率在下降，经常账户逆差也都会扩大。根据这个恒等式，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

第三，如果我们看贸易，不能只看货物贸易，还得看服务贸易。美国在服务贸易有比较优势，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增长很快，过去十几年年均增速接近20%，去年这个逆差超过380亿美元。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之后，美国还可以更好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商品和服务贸易加在一起，两国的贸易关系是更平衡的。

最后一点我想说，我们需要看一下美国的跨国公司。他们在中国卖了很多产品，利润也很高，但都是通过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存在进行的。当我们看中美贸易失衡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包含进去。如果我们把这个考虑进去，可能能看得更全面。总结一下，我们需要认真分析，认识到这是个结构性问题，并且是个长期的问题，所以要更理性地解决。

问：中国是否会使用货币政策的手段来应对中美贸易问题？

答：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综合考量，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我们的货币政策以及外汇市场现在运行得很好。目前外汇市场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人民银行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进行过外汇干预，并且目前的外汇市场可以很好地服务个人和企业，也可以让中国及外国公司方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我认为未来外汇市场也会运行得更好。

问：货币政策正常化及金融业开放会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什么益处？中国的银行业怎么提升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答：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和金融业开放对实体经济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们所有的措施设计的目的都是为了让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这些政策都有利于中国银行业提升在国内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中国银行业走出去之后的国际竞争力。

问：去年九月份人民银行对虚拟货币加强监管，禁止一切ICO和虚拟货币交易所。请问今年人民银行是否会出台新的措施，以及人民银行如何看待区块链？

答：我们确实认为，虚拟货币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比较少，并且其中有一些投机行为，甚至还有一些洗钱行为，所以人民银行对虚拟货币一直比较谨慎。但实际上，在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

中国正对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以及金融科技进行研究，来探讨如何以最好的形式服务实体经济，并且要安全发展这些技术，来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整体来说，我们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货币的正能量，让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问：中国是否会受到“流动性陷阱”的影响？

答：简单来说，目前中国离“流动性陷阱”还比较远。不过，“流动性陷阱”这种极端的情形可以为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益的考虑。

问：中国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有没有新的措施？下一步如何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金融业进一步开放之后，监管模式会如何变化，会走向“混业监管”模式吗？

答：我们一直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过去相比，不管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DI），还是在金融市场方面，如何让外资进入股市及债市，如何将中国股指纳入全世界主要指数，这些工作我们一直都在做。包括刚才宣布的提高沪股通、深股通及港股通的每日额度，实际上都是在有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使大家在资本项目下越来越方便。

同时，我们改革的步骤是稳妥的，还是要控制风险，使得步骤平稳。人民币国际化是个水到渠成、市场驱动的过程。如果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这种需求，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对冲货币错配的风险，我们都乐见其成。但是主要还是靠市场驱动，我们要使得人民币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其他货币的竞争是平等的，让企业可自由选择用哪个货币。

关于监管，目前我们的方向是一定要加强监管，但基本框架还是分业监管，各监管机构职责是清晰的。但从过去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我们要特别关注跨市场、跨产品、跨机构的风险传染。比如我们的大资管指导意见，目的就是要让银行、证券及保险的资产管理业务都要在同一个规则下竞争，尽量减少监管套利。

问：成立网联的监管意义是什么？

答：成立网联主要是从支付系统的公平竞争和安全的角度考虑的。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包括手机支付及移动支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的手机支付非常方便。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风险，如何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鼓励竞争、鼓励创新，这是一个挺难解的题目，我们要做好平衡。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问：我们注意到央行现在更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流动性，利率调整似乎更具象征性，这是否意味着是从利率双轨制逐步向市场化利率的调整？目前，美国加息预期强烈，中国是否会跟进？去年房贷利率的上调是否是变相加息？下一步房贷利率是否会继续上升？

答：关于利率，我刚才说了，其实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很稳健的。大家看我们的隔夜利率、七天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很多发达国家实行零利率时，我们这几个利率依然很稳健。既然我们有稳健的基础，当其他国家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时，我们依然会保持稳健。

比如美国目前已加息了6次，但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还是一直比美元收益率曲线高80-100个基点，保持了稳定的利差。我们认为，目前货币政策格局和利差格局总体上都是稳定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观察政策是否稳定，是否是好政策，一是看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看我们的融资情况怎么样、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怎么样。二是看预期，就是大家怎么看待未来的事。就这两个方面考虑分析，我们都处于比较适度的区间。

问：中国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如何管理此方面波动？

答：目前跨境资本流动平稳。当我们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时，我们会考虑资本流动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资本流动平稳，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从外国投资者角度看，随着中国股票和债券纳入MSCI和彭博指数，外国机构投资者需要配置此类资产，因而需要投资中国股市、债市。与此同时，中国投资者也需要在全球配置资产。

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随着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鉴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都有需求，跨境资本流动可以平稳高效。

问：您刚才宣布的金融业开放的措施，是否是中国的“大爆炸改革”？

答：中国的哲学讲究“逐步”和“渐进”。我们在推动各项政策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我刚才说，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要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要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因此，这些措施是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后，在评估各项条件已经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不能把它形容为“大爆炸式”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