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一季度峰会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于4月1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主题为：开启改革与开放新征程。绿法（国际）联盟秘书处对会议发言进行整理，为思考当前经经济提供一些思路。

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刘伟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结构出现新变革，经济增长取得新动能，经济开放迎来新阶段，在供给侧改革、创新发展、宏观调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刚刚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也强调指出，过去五年，我们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够高，尤其是金融领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对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向新时代，站在新起点，金融业要有新作为，要抓住新矛盾，助推新战略，实现新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以“立学为民、治学报国”为办学宗旨，以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自身学科特色和人才优势，不断加强协同创新与合作研究，通过推进新型智库建设，不断发布具有专业性、战略性、国际性的研究报告，努力为解决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性、前瞻性和长期性问题贡献力量。本次会议就是学校在这一方面所推出的又一重要举措。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崎

在经济思想构建和发展上，经济学届也有一个“中国梦”。民国时期的193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的唐庆增博士，即提出“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1993年，我们人民大学的校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扬教授，在《经济学消息报》发表的《变化着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届》一文中曾提出“埋藏在中国经济学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学来”。

“我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推动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并曾与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等学者多次商讨，希望加快推进此项事业”，洪崎称。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顾问委员王忠民

3月30日晚间，国务院官网披露，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王忠民表示，这标志着无论是直接IPO、利用CDR、还是借壳上市，都成为独角兽公司上市的选项之一，“这三个通道给新供给的内容提供了最快速、最庞大、最有估值潜力的证券化新场景，无疑是对新供给从金融场景角度给出的最大的支持和引领”。

“我高兴的是，社保基金当年那么多的以新供给为内容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投资，不到5年时间，如果上市的话，可不是挣几倍的问题，可能是几十倍的收益”。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刘世锦

刘世锦认为，经济的触底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多次验证。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显示出，我国经济在2016年下半年第一次触底。2017年，触底并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得到了初步验证。

在他看来，“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开始进入中速稳定增长的“新平台”，不会出现大的V型或U型反转。“有观点期待触底后大幅反弹，甚至重回高增长轨道，逻辑和事实均不予支持”。

刘世锦分析称，2018年上半年总需求将会出现季节性回升，如果治理地方隐形债务风险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难以为继，下半年将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存货、生产性投资可能有不同程度回升，形成对冲。

其认为，中国经济逐步进入终端需求趋稳，存货、生产性投资等成为波动主因，即大L型下边加小W型波动的状态，进而转入一个动能转换、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强的增长阶段。从中长期看，终端需求仍然有一定的下行空间，并可能使中速增长平台重心有所下移。

刘世锦认为，今在谈到房地产投资时，他认为近年来在越过其峰值后仍有一定幅度回升，主要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出现结构性分化，这种变动带来的房地产投资回升动力。房地产投资正经历回落、触底、逐步趋稳的过程。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增量的峰值已经过去，也正在回落、触底、寻找新的均衡点后三年的经济增长只要达到6.3%即可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此后中速增长平台可能调整到5%-6%之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金融市场走势，人民币汇率将趋于稳定，如果转型顺利，生产率提高，中长期仍然可能进入上升通道。中速增长平台形成后，根据国际经验，将可能持续10年乃至更长时间，从而为实现2020年和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打下稳定基础。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贾康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贾康分析称，中国的“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的效应合为一体，对美国形成了竞争压力与挑战性的影响，也存在“萨默斯悖论”情况：几千万美国人对就业保证，自己未来机遇越来越没有信心，这不是中国的错，但他们却把中国的成功视为对美国构成了负面影响。另外，中国一方面强调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有宣称已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将在各方面发挥影响力，甚至试图改变规则，鱼与熊掌都像兼得，也让美国人感到厌烦。

他坦言，中国仍有需要进一步开放的领域：电影、艺术等文化产品；药品、汽车等高科技产品；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产品；互联网等。今后的大方向应是逐步开放并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在贾康看来，美国“打压老二”的战略是必然的，是人类社会“丛林法则”的遗留。中美有无“最后对决”另当别论，但至少在遥远的“最后对决”之前，需要冷静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寻求最大可能的妥协，也就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他举出了两项措施，第一，“买美国想卖的，与买我国想买的”，相互妥协，权衡，斗而不破。第二，遵守承诺，接受规则与寻求动态优化改变规则。“防止最坏的情况（冷战）发生，争取最好的情况（共赢）“。

贾康认为，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的愿景，但前面还有四道坎：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建成“中国智造”局面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

他强调，中美的“对决”不仅仅限于贸易，两国在总量，科技实力等比拼之后，是综合国力（硬实力、软实力、感召力）：贸易、制造、经济、文化、金融、军事、影响力与辐射力全面的较量比拼，中国远未到达“中美对决”的平台（中央认定“两个没有变”——“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是基本国情、最大实际），应牢牢把握由此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贾康建议，第一，应淡化意识形态，中美间要合作竞争，人、物、文化应有多方面交流，中国要充分学习。第二，“韬光养晦”的内涵仍然正确。不扯旗，不当头，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三，全面开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四，循序渐进，西向为主，扩大影响与联系。第五，人民币争取用20-50年完成较彻底的国际化。第六，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吴晓球

日前，有媒体报道，第三方支付体系即将“变天”。监管机构发布新规，自4月1日起，‘静态扫码’支付每日不得超过500元限额，并将扫码支付风险分为A、B、C、D四个等级外，央行也限期所有第三方支付公司在6月30日前接入‘网联平台’，否则其与银行直接联网将切断，藉此让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全面接受官方平台监管。

对此，吴晓求表示，第三方支付没有什么错，没有必要把人们逼回传统支付去。“有人说，第三方支付有洗钱嫌疑，请问卡支付就没有吗？现金交易就没有吗？ 不要扩大这个问题”。

吴晓求认为，任何一种金融交易都有内生风险。风险和金融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监管要做的不是试图消灭风险，而是不让单体金融风险变成系统金融风险，甚至即使出现了系统风险，也不要变成全面的金融危机。

由此，监管的准则是设置指标、规则，让风险碰到上述指标、规则就会衰减。他也提醒，“金融监管要按规则行事，更要适应发展趋势“，“那些借着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要打击”。

吴晓求呼吁，应施行“科学、宽容创新的监管”，“监管要适应金融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来自于过去的宽容式监管”。

在谈到我国金融监管架构从“一行三会”调整为“一委一行两会”时，吴晓求称，完全赞同此次调整，“这个架构是恰当的，没有照搬英美模式，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做出的恰当安排”。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  王广宇

投资改革还有配套的问题，要进一步加强我国产权保护的力度。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在这方面非常重视，下发了关于产权保护的若干指导意见，没有产权保护就不会有市场信心，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保护产权，才会进一步释放民间投资的活力，才能坚定民间投资的信心，才能让更多的民间投资投入到生产型、制造型和实体经济中来。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总的来讲，金融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存在，金融有交易的属性，有资本的属性，但是本质上来讲金融的初心还是服务和催生新实体经济。一方面我们要服务于传统实体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我们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去催生一些新的企业出现，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在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直接融资方面。新实体经济部门必须学会金融，使用金融工具，使用金融市场这是企业家或者新实体经济必须具备的能力。我们也要杜绝简单地把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对立起来的看法和倾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地把中国经济推向到一个高质量增长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