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2022年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科技竞争态势及挑战进行研判，探讨如何下好先手棋，更好地应对百年大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复杂局面，推进我国经济加快发展，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中赢得主动权的途径和办法。

放缓还是复苏，全球经济压力增大前景不明朗

2021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但受新冠疫情大流行持续、多国通胀居高不下、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深度调整、大宗商品供应短缺和劳动力短缺等因素影响，202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下行压力和通胀风险并存。短期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动向将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一个最主要变量，特别是随着美国退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美联储加快紧缩步伐，利率上升如过快将对美国消费、投资需求形成抑制，可能导致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重要国际机构预测，2022年美国GDP增速大致在3%-4%之间，比2021年略低。美国政策调整将对中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人民币贬值压力会有所上升，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受到一定影响。只要人民币汇率保持足够弹性，对资本的跨境流通保持必要的监管，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会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很大影响。

张宇燕（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院长）：如果不能消除发达国家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率上的巨大差异，未来几年全球复苏将受阻。即便疫情冲击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之前已存在的各种掣肘，其中有些因素因应对疫情而变得更加严重。短期看，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还是政策风险，主要发达国家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如果失当，将可能引发资产价格动荡暴跌，扼杀脆弱的经济复苏，将经济推入滞胀通道，进而殃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长期看，掣肘全球经济的因素包括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的债务、劳动生产率增速迟缓、金融监管持久性存在漏洞，特别是资源民族主义抬头等。目前看不到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新增长点。预测未来3-5年，全球经济仍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3%-3.5%），当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全球大变局加速，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包括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国际交往（旅游）等造成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疫情既有可能短期化（2-3年），也有可能中长期化（5-10年左右），这将进一步加剧主要经济体分化，促进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吕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对美国近期经济走势的预测：

①劳动力市场紧张，由此带来产能不足，本国产业链断裂的情况将会持续；
②通胀将持续，美联储被迫加息，缩表势所必然；
③加息可能触发股市崩盘，而股市是美国经济最后的蓄水池。美国持续了20年的货币宽松政策，牛市已很难维持下去了。

发展中国家总共外债是8.7万亿美元，随着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会引起资本外逃带来的一些问题。反映在固定收益上，主要金融市场国债收益率曲线将会上行，推高价格调整风险和期限溢价风险，债券融资成本将上升，并有可能使违约率上升。反映在股票市场上，高位回调的风险加大，尤其考虑到在成本推进的情况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有可能会使调整幅度加大。

通胀还是通缩，宏观政策面临抉择

余永定：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的增长势头放缓，同时物价大幅上扬。过去十几年，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是通货收缩，通胀率始终低于2%。2021年美国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10-12月通胀率分别达6.2%、6.8%、7%，这是几十年没有发生过的事。关于通胀的原因有巨大争议，一派以美联储为代表，认为通货膨胀是疫情导致的供给冲击（供应链中断）造成的，另一派认为是美国极端扩张性的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

张宇燕：目前多数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对未来物价趋势的判断和政策把握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应采取措施抑制通胀。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通胀压力加大是暂时现象。两方意见各有道理，不过，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央行政策工具箱中，治理通胀的工具数量多、空间大，远超对付通缩的工具。IMF预计，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压力将持续存在；主要发达经济体短期通胀压力不小，但中长期会缓解，同时不排除出现某种程度的滞胀的可能性。

增速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稳经济需要新思维

余永定：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处于低通胀或通缩状态。PPI（生产价格指数）从2012年3月起连续54个月负增长，2021年上半年CPI和PPI维持低位，下半年PPI上涨较快。最新数字显示CPI保持低水平，PPI已开始回落。没有通货膨胀，说明我们的经济增速可以进一步提高。

李若谷（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兼行长）：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GDP）多年来不到3%，还有相当的政策空间。

余永定：有人习惯把宏观经济之外的所有问题统称结构性问题。但要注意：

①结构因素是慢变量，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但不能用来笼统解释某个年度、季度的经济增速及变动原因。中国2010年第一季度增速是12.2%，从那时起一路降到7%，现在还有下降的可能，笼统用结构因素解释“应该降到多少”显然是说不通的。

②结构性因素有多种，不同时期的影响各不相同，在给定时期内，单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也有特例，如2020年的疫情冲击）。

③有些结构性因素可以互相抵消，如人口老龄化的负作用一定程度上可由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所抵消。

④结构性因素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要经过很长的因果链，必须分析各个环节、各因果链条的综合作用如何对消费、投资、政府开支、进出口以及生产条件等具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而不能跳过这些环节，直接得出经济增速预测值。

⑤对影响宏观经济的短期问题（如消费）进行具体分析，可从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去认识，有助于判定消费变化的趋势、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其效应。不应该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也给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条件。

总之，增长不是一切，但没有增长就没有一切。用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增长，央行可支持财政压低利息率，降低财政融资成本，支持地方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江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低成本运行的，现在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新增融资中，三分之一用来还息，这样高的财务成本怎么持续？而且还有大量不可计量的成本。这导致我们企业的运行越来越艰难。又比如房地产派生的巨大金融风险，它暴露了我们的金融监管远远不到位，房地产暴利背后是金融监管存在严重的漏洞。恒大平均一天3亿元借贷，谁拿到这3亿贷款都可以做成巨无霸的企业。经济一旦下行，就如海水退潮，这时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朱之鑫（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世界经济将开始新一轮周期。美国目前通胀率是30年最高（6.8%），欧洲是25年最高（4.9%），值得关注。判断国际经济形势，我们要特别注意美国的货币政策，注意产业链的调整，注意地缘政治对信息产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以及资本回归美国带来的影响。要注意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房地产贷款54万亿，其中42%-54%是预付款的。我国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同时有12000亿美元外债，外债中一半为房地产商借债，仅恒大就有2亿多外债。股市每天交易额中25%有外资的影子。小银行不良贷款率很高。这些都要进行详细研究。

宏观经济理论面临挑战

曹和平（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宏观经济分析一般使用总量均衡模型，即当年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采购+净进口）=总供给（国民生产总值）。总均衡模型有三个限制性条件。

一是劳动市场均衡，即菲利普斯曲线（经济下行对应失业增加）。但美国从2008年以来经济持续下行，失业率却不断下降。我国2011-2020年GDP增速从11.4%降至2.3%，失业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劳动市场规律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它的劳动就业弹性（就业边际增长：GDP边际增长）远高于传统产业的劳动就业弹性。

二是货币需求函数。美国前些年增发货币6.9万亿美元，去年增发2万亿美元，但2021年物价指数不到10%。为什么？一个解释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手持现金和商业银行3个月储蓄替代了资产理财投资，商业银行储蓄大幅度下降，非银行机构用很小的一点流动性，可以经营非常大的一块资产。

三是传统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认为，生产规模扩大伴随边际成本上升，导致边际收益率下降。可是阿里、拼多多之类平台型企业，新增营业额并没有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为它的边际成本是0。所以用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思考和判断今天的经济增长，要注意它的局限性。稳预期不仅要稳定消费者的预期，生产者的预期变得更加重要。这两个预期稳不住，将可能抑制消费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并影响到中长期的经济表现。

断链还是重构，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面临挑战

在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作用下，过去一年芯片短缺、能源供应不足、航运不畅和运费暴涨，成为全球供应链主要痛点。迫使企业押注效率低但抵抗力强的供应链，最终推高价格。近期情况显示，部分跨国供应链中断，面临重构，一些产业正加速转移，供应链风险凸显。引起了国内外决策者、专家学者深刻反思。

朱宏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公司和它们背后的国家力量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全球产业链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依赖性，围绕产业链形成的供应链则支持在全球组织资源。加入全球产业链的企业，由其科技含量和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决定利润的分配。波音公司上世纪60年代生产波音707时，只有约2%的零件在海外生产，以后逐渐由波音总部负责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确定技术标准和合规标准。本世纪初生产787时，零部件制造90%在海外生产（涉及40多国企业），在美国组装试飞取证，波音掌控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管理和品牌管理，获取90%的利润。

中国加入WTO以后，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获取了巨大发展空间，制造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榜首，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逐渐稳固。但总体来说，我国制造业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如何向高端攀登？有人误以为只要在中低端的时间足够长，就可延续到高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发达国家力图通过设计、技术、品牌、供应链的管理，把你锁定在中低端。向产业高端前进没有别的路，只有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张宇燕：我国供应链风险实际上是很大的。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提升一向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稳定的源泉，现在则被人认为是致命弱点，因为供应的高集中度意味着高依赖度，事关大国博弈，即“国家安全”。基于此，美国西方国家正陆续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样化。美国有人公开鼓吹中美“脱钩”，执意切断两国高科技领域的交流，去年给了中国8万多留学生签证，其中去MIT学习的一个也没有。麦肯锡估计未来5年，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四分之一或者回国，或者转换到其他国家，涉及1.9--4.6万亿美元。

朱之鑫：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指“一高四缺”，高就是价格高，四缺是缺芯片、缺电、缺煤、缺集装箱。人们常讲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还要关注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首先要“稳链”，其次要“补链”，第三要“优链”“强链”，不要一股脑都往某个热点上投资。

吕建中（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我们分析全球能源供给危机，影响全球能源供需失衡的因素有四方面：

①周期性供需失衡。能源消费和供给有周期性，新冠疫情期间需求大幅下跌，供给侧投资不足，疫情稍微好转之后需求抬头，但是供给跟不上。

②结构性调整。我国能源资源存在错配，新能源投资，有风的地方不需要那么多电，需要电的地方风力和光照资源少。

③金融性投机。能源资源比较安全，货币“大水漫灌”后部分资金转移到能源领域。

④极端天气影响。去年欧洲遭遇极端天气，可再生能源发电乏力，核电大国法国又停机，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电。

欧洲主要依靠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由于乌克兰危机，加重了天然气市场恐慌情绪，使欧洲能源危机加重。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言论，并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全球供应链正发生巨大改变，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需要探寻有效的对策思路：一方面，对于全球产业分工的演进重构要尽可能因势利导，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中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在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的全球价值链重构中，通过高水平开放，化解部分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保障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脱钩”或“小院高墙”，科技创新战略亟须调整

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把贸易战作为打压中国的主要手段，拜登上台以来，将中美竞争主战场切换到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推行“选择性脱钩”或“小院高墙”战略。

与美国的科技博弈，要穿透他们散布的“选择性披露”迷雾。

卢周来（国家创新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导）：美国白宫经济科技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选择性披露：应对长期性战争的战略性措施》报告，认为在科技领域，常规的竞争办法只能暂时延缓中国发展的速度，无法从根本上遏制中国在技术上的最终赶超，故提出“极限竞争”理论，利用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向我们不断披露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方向、研发重点和技术成果，其中真假混杂，隐藏着技术迷雾，埋下技术陷阱，诱骗我跟进的同时误导我技术发展路径，进而消耗我有限资源，迟滞我发展的速度。报告提出了五个作战样式：

①炫耀先进实力，威慑讹诈对手。
②在已经走通的技术方向上释放错误诱导，防止跟踪或者后来居上。
③在已经证明此路不通的技术方向全力公关，制造虚假繁荣，诱骗对手跟进。
④在并行技术造谣抹黑，贴上“剽窃知识产权”标签对我诋毁，迟滞我方进展。
⑤对走过大量弯路、付出过沉重代价的技术领域，把弯路、歧路描述成正道。

李若谷：对美国推行的科技脱钩不应再有幻想。应对脱钩的一个最重要突破点是人才。我们很多先进的科技企业都是回来的人创造的，大疆就是从美国硅谷回来的人搞起来的。要坚持不懈实施吸引人才政策，让海外科技人才有信心回来发展。

高梁（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时期对华打击面太宽，同时也打击了美国在华投资的高科技公司和本国的消费者；对中国的科技封锁过于严厉反而刺激中国加快科技自主研发。所以美国缓一步，提出“小院高墙”思路：

①在美方占有明显优势的技术领域对华严格封锁，一般科技领域保持合作，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如芯片要继续对中国出口、占领中国市场。他们有一个新的提法“分叉论”，就是有合有分。

②对人才限制隔离，严格限制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的STEM（科技工数）专业求学，限制中国赴美学术交流，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实行监控，不准他们参与敏感课题或进入涉密实验室等，对打算回国的华裔顶尖科学家不择手段地限制迫害，阴狠毒辣。

③组织遏制中国的国际联盟，特别是对网络和5G技术在不同地区实行分级管控。

我们要准备打持久战、总体战。首先要加快自己的科技研发速度，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解决创新链各环节的“堵点”“痛点”，提高创新体系的整体效率。其次，在事关国家社会安全的敏感技术短板方面，要未雨绸缪。第三，我国发展、开放和安全战略应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创新驱动战略包括了科技问题和产业化问题，创新链的“政产学研用”各环节，“用”即科技成果产业化非常关键。我们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必须以有竞争力的性价比取得用户信任，通过供需双方反复切磋、不断完善，逐步扭转国内市场长期被跨国公司占领的态势，发展自己的科技创新产品。国家对处于弱势的本国科技型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如果过分强调市场开放、缺乏相应的政策平衡，高科技产品的产业化问题就始终是实施“双循环”的“痛点”和“堵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也难以落实。

眭纪刚（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科院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目前我国研发投入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强度2021年达2.4%，已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我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申请专利都是世界第一；创新发展的效果也很显著。但我们的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不高，创新力量布局有待优化，评价体系、科研生态需要进一步完善。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是新科技革命的挑战，过去我们主要是追赶型发展，原有模式不利于颠覆性创新的产生。二是全球化和国际科技合作遭到保护主义干扰，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毫不掩饰。三是我们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对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满足这个要求。

孔丹（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美间战略博弈斗争是全方位和长期性的，涵盖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各领域，是持久战，是力量与力量之间的掰手腕；其表象是贸易之争，背后是产业之争，核心是利益之争，实质是道路之争。博弈真正的制高点是科技，是关键核心技术。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从体制、机制各个方面来探索建立新型的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力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当前国外政治经济环境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有所显现。需要防范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风险因素叠加对经济增长造成系统性冲击。

与会专家认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少数领域在领跑，部分领域在并跑，多数领域还是在跟跑。要和美国人抢时间、争速度。要正确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在重大战略性领域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实现技术突破。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指针，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力争在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形成局部优势，在芯片、关键原材料、工业软件、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加强科技攻关，培育创新型的领军企业，培育高端的科技领军人才。

来源 | 《经济导刊》2022年3月刊
作者 | 《经济导刊》编辑部
本文是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经济科技趋势分析与预测研讨会”综述，尚鸣整理，高梁修订。